傅高义，哈佛的“中国先生”。 新京报实习生 翟超 摄 

　　■ 对话傅高义

　　理解邓小平与邓小平时代

　　新京报：你个人的经历以及你看待历史的方法中，有哪一部分能够帮助你理解邓小平这个人物？

　　傅高义：我本人是研究过日本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的，曾在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学习，教过关于东亚企业发展的课，所以了解亚洲先发展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验。

　　第二，八十年代，我正好在广东，广东的经济委员会请我去带企业，在全省跑来跑去。后来写邓小平，意识到广东是他的改革实验发生的地方，我正好在广东看过他的实验，这是另外一个优势。

　　还有呢，以前我没有在美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只当过小兵，也去过朝鲜，但真正有政府工作经验是1993年到1995年。我看了不少领导人，包括美国的领导人，看到他们每天面临的工作，也看了外国人是怎么考虑问题——看政府面临的实际的工作，很多学者没有参加政府工作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认识一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比如李光耀，中国台湾的一些领导人，还有对韩国的朴正熙我也做了一些研究。我想这些经验对我研究邓小平是特别有用处的。

　　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体制问题

　　新京报：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很多都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你认为邓小平在观察下面的做法，在思考改革的政策选择问题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考虑制度问题。我现在重看《邓小平年谱》，他参加了很多会议，讨论了很多制度的问题，为了解决某某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系统与体制的问题。他要了解老百姓的看法，当然他自己也能去看，还有很多人能向他说，听他们的报告。

　　后来邓小平的耳朵不太好了，他觉得看报告比听别人讲话效率更高，比如新华社写给上面的报告，政治研究室的报告。我想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956年的时候，他已经有不同的看法，觉得走得太快，对政策，对体制有一些怀疑，他专门去听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怎么做。

　　还有“大跃进”时期，他去了很多地方，一直跑来跑去，听地方的干部谈话，查看情况。我认为他最后的几年不常常到外面去看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他身体的原因，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比方说，1988年对通货膨胀的问题，他就不够敏感，不够了解老百姓的情况，如果是十年前他可能会了解——这是我自己的估计。

　　中美两国彼此都存有偏见

　　新京报：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及中国对美国的了解。你觉得在中美的交流中，美国人了解中国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傅高义：你说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对美国人还存在很多的偏见，并非很了解。现在我们正在北大开一个会议，互相之间了解在增加。

　　现在有15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中美之间的贸易那么多，可以说，中美两国在各个层面的交往都在增加，跟此前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承认，后发展的国家学习先发展的国家，的确要比先发展的国家学习后发展的国家多，我想那是很自然的事，日本、韩国，别的国家，都是一样。

　　中国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向外国学习，后发展国家经验的学习不是在非洲，也不是在南美，而是在现代化的国家，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美国人对中国其实有很多研究和调查，而且，我认为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确非常有兴趣。比如，在哈佛，学西班牙语的学生是最多的，第二就是中文。

　　还有一个，这是我的看法，你可能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开的课，我们的教育中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差于中国的学者了解美国。有的学者对我说，在很多方面，他们对美国的研究，不如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那么详细。

　　所以从知识分子的层面、专家的层面来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一般地说，我也可以同意，就是说，普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比普通的美国人了解中国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