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否决”的共同纠结

　　但有些纠结却是共同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几个“一票否决”上。

　　“一票否决”，是针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在考核中设置的几个“高压线”。碰到这个“高压线”，考核的等级就被划定为“一般”以下，所有的表彰与提拔都成为泡影，各种惩罚接踵而至。

　　在全国各地，不管是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一票否决”的项目通常都是5个：党风廉政建设、信访、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其中，最让官员头疼的一个，是信访。多位受访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对地方官员来说，信访的纠结在于：中央既设置了信访制度，领导也以接访的爱民形象示人；但同时又对地方官员设置严苛的信访考核，严格控制赴京访、赴省访和越级访。

　　《岚皋县信访考核办法》规定，凡发生进京集体上访的，年度考核“一票否决”。

　　多位地方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交通条件这么好，去一趟北京非常容易。信息又那么畅通，很多的部门他们都能找到。只要那边一登记，我们这边就要遭殃。”一位地方官员如此抱怨。

　　为了阻止上访，各地政府大多实行县、乡、村“三级联控”，这增加了大量的行政成本。河南省一位乡党委副书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到全国“两会”时期，他们乡干部就全体出动，层层蹲点，北京一个、省城一个、市里一个、县里一个、村里一个；还要动员所有的村干部联合“围剿”，付出的成本不言而喻。有些地方还把信访与干部的钱包进行捆绑，要求干部交一定的保证金，在出现问题时作为罚金。

　　2010年9月份，人民网推出了一份针对基层官员的网络问卷，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官员维稳最大的烦恼是什么？”69%的被调查者选择“维稳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策略”；44%的被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被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

　　有些人看到了其中的利益，就出现了一些基层干部口中的“缠访者”。这些人的核心工作，就是打着上访的噱头，“胁迫”领导，以换取对方的“息访费”。“我们的处境是：上面压我们，下面胁迫我们，而我们又不敢轻易来硬的，害怕引起更多的矛盾。”一位官员说道。

　　这正在基层干部与民众中间制造罅隙。岚皋县一位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村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老百姓越来越‘不识抬举’”。而村民的回应是：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又“多管闲事”。

　　官员考核路线图

　　本刊记者/韩永

　　新中国成立初期，官员考核着重突出政治思想表现。1949年11月，中组部颁布有关规定，干部鉴定内容“重点放在立场、观点、作风、掌握政策等方面”。

　　三大改造完成后，对干部的考核，除了政治正确外，又加了个业务能力，即“又红又专”。

　　十年“文革”，中国的各项制度均被扭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的工作重心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领域，而在对官员的考核中，经济的权重开始与日俱增。

　　1979年11月，中组部下发文件，指出“干部考核的标准和内容，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从此，沿袭了多年的“干部鉴定”被“干部考核”取代。这标志着中国的干部考核，向规范化和科学化迈出了重要步伐。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在经济诱惑面前难以自持的官员纷纷落马。此后，“廉”开始进入对官员的考核范畴。1998年5月，中组部颁布规定，将“廉”加入此前的“德、能、勤、绩”，成为对官员考核的“五大标杆”，沿用至今。

　　考核对实绩的推崇，催生了“GDP崇拜”。到了21世纪，这一恶果已经逐渐呈现：对环境不加节制的破环，正在毁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民众争夺发展空间，衍生出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为了追求GDP，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生产方式。

　　2003年，科学发展观出炉。2006年7月，中组部出台文件，对官员的考核标准，设置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联系本地实际贯彻落实的能力”。

　　2007年，中共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完善干部评价体系，以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2009年，中央政治局和中组部先后出台有关文件，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特别要看维稳的成效。

　　近两年，中央开始大力提倡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创新开始成为考核的重要内容，通常体现在考核中的加分上。近两年，此类加分的比例开始上升。

　　最近，中组部又印发了《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对中高级干部，突出考核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对基层干部，突出考核宗旨意识、群众观念、办事公道和工作作风。

　　(本文参考了陈东辉著《新中国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历史演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