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30年代起，由于历届苏联领导人背离列宁关于沙俄帝国是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苏联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的教导，竭力维护大俄罗斯人的主体大民族的特殊地位，致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诸如其一，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公开为沙皇侵吞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辩护。斯大林批评恩格斯谴责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是夸大其词；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历史学家竭力颂扬沙俄帝国时代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政策，说什么18世纪末沙皇军队解放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世纪沙皇军队把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从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中亚地区各民族带去了“文明和进步”。其二，确定俄罗斯为领导和主导民族的地位。斯大林宣称俄罗斯是苏联公认的领导民族，它领导其他民族战胜了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提出少数民族应高呼俄罗斯民族为“母亲”，因为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其三，俄罗斯人占据联盟中央的领导地位，主宰着其他民族的命运。在数十年中，俄罗斯人一直在联盟中央党政机关占据统治地位，并由苏共中央和联盟政府委派许多俄罗斯人到其他共和国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对少数民族实行监督和控制。其四，苏联仍是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从法律形式上看，其他十四个少数民族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同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它们的地位仅相当于俄罗斯联邦的边疆区和州的地位，俄罗斯处于中央领导地位，而其他共和国则处于附属地位，苏联仍然继承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沙俄帝国传统。其五，把苏联的建立和发展的成就归功于俄罗斯，贬低其他民族的贡献。斯大林宣布俄罗斯民族领导其他民族打败了法西斯并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认为俄罗斯人对苏联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其他民族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抹杀其他民族对国家和俄罗斯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其六，强制推广俄语，旨在实现俄罗斯化。苏联党和政府颁布决议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开展学习俄语，在共和国普通中小学、中等专业和高等专业学校规定开设俄语必修课；多次召开全苏俄语教学和实践学术会议，为推广俄语制造理论根据，大造社会舆论。戈尔巴乔夫虽然积极倡导改革，但他也没有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在苏共中央关于民族政策纲领中仍然维护俄罗斯人的特殊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在过去近70年中，苏联当局仍然没有摆脱沙俄帝国意识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俄罗斯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其他众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处在附属的次等民族的地位，社会还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岐视现象。其结果，作为“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普遍存在，诸如在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时而出现诗人、作家、学者撰文歌颂本民族过去的独立历史，时而发生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的活动，甚至有人提出要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而成为独立国家。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除列宁在苏联建立过程中公开批评和谴责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外，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不仅不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而竭力纵容理论界和历史学家颂扬沙俄帝国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从列宁过世后从没有任何一位苏联党政领导人因为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被批评，更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因为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错误受到批判或惩罚；而相反，有成千上万非俄罗斯民族的领导人因为犯有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过”受到批判和迫害，还有更多的非俄罗斯民族的公民因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或要求维护民族独立自主权、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遭到镇压。这种极不公正的现象导致民族关系变形，加深了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隔阂，激起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央政府的不满，增强了民族离心倾向。

　　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导致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展开一场争夺国家主权的大战。在这场主权大战中，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恶性发作，带头向联盟中央索取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宣布俄罗斯联邦为独立主权国家。如果说其他共和国属于非主体民族和非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可以通过扩大加盟共和国主权的方式得以解决的话，那么俄罗斯是主体民族和主导共和国，其主权要求决不仅仅是扩权问题，而是与联盟中央争夺最高领导权问题。叶利钦既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代表，又是新形势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他们的宗旨是由俄罗斯取代苏联的地位，由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的职位，恢复昔日的俄罗斯帝国。

　　综上所述，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出：在戈前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的根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摧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