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三大障碍。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而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王贵秀：《“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但这并不可以说，“左”的教条主义障碍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挥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用来压制别人的武器，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产生困难。

　　(三)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我认为，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 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这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共识。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它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俄罗斯]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与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五)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说到底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一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来讲，其经济仍受其严重影响。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2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无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会败下阵来。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与他执政18年未能改变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国体制改革时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