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痛失改革机遇

　　苏联在历史上曾痛失过多次重要的改革机遇。

　　1921年初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在当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不过由于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实践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间很短，一些主要思想也没有得到全党的普遍认同。1928年斯大林利用粮食收购危机，宣布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苏联历史上第一次重大变革也就停止了。“新经济政策”只执行了8年。这8年苏联的政策与体制较符合当时的实际。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第二次错失改革良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这是一个极好的改革时机。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实现这种愿望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税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显出来。另外，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之谓“小酒店民主”。(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也开始出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东欧与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另外，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也空前提高。当时苏联国内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思潮，如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沃兹涅辛斯基就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

　　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主要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

　　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南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南斯拉夫]米·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

　　这个时期还进一步统治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这个时期，苏联农村盛传着解散农庄的消息。原因就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还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以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战后随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已成为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次是赫鲁晓夫时期。他虽然看到传统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但由于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正如苏联著名政论家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指出的，放在当时赫鲁晓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苏联是：“越来越贫困的、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技术上落后的工业、最尖锐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数百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国家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的彻底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正是这样(像人民期望的那样)成了新时代的先驱者。”([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页)赫鲁晓夫只能通过更新政策与改革才能找到出路。而为此，赫鲁晓夫首先要做的是消除政治恐怖，让人民过正常的生活。为此采取的措施有：清除贝利亚，为政治领域进行整顿清理创造前提条件;清理冤假错案，全面平反昭雪;采取组织措施，改组国家安全机构与健全司法制度;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这是进行改革绕不过去的一步。“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尽管赫鲁晓夫作为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改革在指导思想与政策等方面的失误，使改革未取得成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混乱与产生了严重后果。

　　第四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本来，勃列日涅夫若在总结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推行前任已启动的改革以及利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其创造了改革的政治前提，可把改革推进一大步。但他不仅使经济改革半途而废，政治体制也出现倒退，在体制改革方面几乎浪费了18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这突出表现在：

　　1.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各政治局各委员会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　　　　　2.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