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考辨

　　

　　文|赵稀方

　　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香港出现了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红豆》，其内容重要，存留之系统，很引人注目。

　　可惜的是，由于看到原刊的人不多，《红豆》一直面目不清，未得到香港文学研究界的充分注意。香港文学论述有时会提到《红豆》，不过多语焉不详，常常只是根据前人论述一带而过。可惜的是， “前人”的论述也未必准确，导致以讹传讹。

　　有关于《红豆》的记述，首先要追溯于香港前辈作家侣伦写于一九六六年七月《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侣伦在《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中对《红豆》有如下追忆：

　　《红豆》的主办人是 “梁国英” 商店的少东。他们在经商之馀曾经开办过 “印象艺术摄影院” ，办过消闲杂誌和一本《天下》书报；在抗战初期，还在香港中区开过一家“梁国英书店” 。《红豆》创办初期是一本三十二开本的综合性杂誌，文字以高级趣味为中心，附有艺术摄影的插页。杂誌本身印得雅致。《红豆》出版了几期便停刊。在隔了一个颇长的时间之后，由刚从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回来的另一少东梁之盘接办。他把《红豆》接上手以后，改为纯文艺刊物，形式也扩大为二十四开本。由上海生活书店经售。虽然只是薄薄的十四页篇幅，可是每月按期出版。这刊物的特点是不登小说，只登诗与散文；在封面特地印上 “诗与散文月刊之始” 一行大字，突出它的特殊风格。

　　对于《红豆》的另一叙述，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卢玮銮，她在写于一九八四年的《香港早期新文学发展初探》一文中谈到：没有良好经济条件支持，文艺杂誌实难维持较长寿命，其中一份杂誌，能继续出版了两年多，就因有一家商店 “梁国英” 的支持。 “梁国英” 是家药局，也办过摄影及出版。主人梁晃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出版了《红豆》，最初的风格不定，试图摸索一条文艺综合性的道路，开本与出版期都一改再改。自第二卷开始才走上纯文学刊物的路线，每期均有论文、剧本、小说、诗、散文……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盘接编以后，就正式在封面标明 “诗与散文” 月刊，企图走向更纯一风格。

　　侣伦是香港新文学的亲歷者，卢玮銮是香港报刊的整理研究者，他们的说法通常具有权威性，故常常被文学史徵引。然而，根据我对于原始报刊的查阅，侣伦、卢玮銮这两段对于《红豆》杂誌的叙述不无问题。

　　《红豆》的发行者是 “梁国英报局”，它是迄今还存在的香港老字号 “梁国英药局”的副产品。梁国英有两个儿子，长子梁晃和次子梁之盘。侣伦和卢玮銮都提到，《红豆》开始先由梁国英长子梁晃筹办，然后由弟弟梁之盘接办。不过，何时接办的，却说法不一。卢玮銮明确说，时间是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对，因为《红豆》早在一九三六年就结束了。卢玮銮说： “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梁之盘接编以后，就正式在封面标明 ‘诗与散文’月刊”，这又不对，《红豆》在封面上标明 “诗与散文月刊”是四卷五期，时间是 “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即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至于卢玮銮以在《红豆》上标明 “诗与散文”作为梁之盘接任的时间，则并无根据。

　　侣伦没有具体说明梁之盘接手的时间，但是，他说明梁之盘接手后《红豆》的变化：一是《红豆》开本的变化，《红豆》开本的变化在二卷一期，由此判断，侣伦所说的梁之盘接手的时间在二卷一期。然而，侣伦接下来说：改版后的《红豆》 “由上海生活书店经售”，这就不对了，《红豆》从由 “各种大书局报社”代售，改为由上海 “生活书店”总经售的时间是三卷一期，而不是二卷一期。接着，侣伦又说：改版后的《红豆》 “在封面特地印上 ‘诗与散文月刊之始’一行大字，突出它的特殊风格。”这又错了，《红豆》标明 “诗与散文月刊之始”是快要结束的四卷五期。侣伦显然记忆有误，把不同的时间混到一起了。另外，侣伦还有一个说法，即认为 “这刊物的特点是不登小说，只登诗与散文”，这明显有误，《红豆》从一卷一期开始就刊登小说，第一期就有小说栏，刊登了易椿年、良铭、林夕的三篇小说。

　　《红豆》主要收藏于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分，都不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部分微缩胶片，但多处不清晰。本人经过多处艰苦查询，完整地拼凑出了全部《红豆》杂誌。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依据的是港大孔安道图书馆藏四卷五期《红豆》上有梁之盘手题 “地山先生备教，吮梁之盘敬赠”的字样，而到了四卷六期，首篇就发表了署名落华生的散文《老鸦嘴》。看起来，梁之盘赠予许地山先生《红豆》的四卷五期，致意并且约稿，希望取得许地山先生的支持，许地山先生果然支持了《红豆》，在下一期就发表了文章。下面根据我查阅到的原始材料，说明一下《红豆》杂誌沿革的情况。

　　《红豆》创刊号封面题目是 “红豆”，下面是手写体小字 “创刊号”，版权页标明是 “红豆月刊”。出版时间是 “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编辑督印”是 “梁之盘”， “出版”是 “南国出版社”， “发行”是 “梁国英书局”， “通讯”是 “文咸东街三十二号，香港邮政信箱二十九号”， “印刷”是 “恒信印务所”， “代售”是 “各大书坊”。到了《红豆》第一卷二期，版权页大体照旧，但出现了两处变化，一是在 “编辑督印：梁之盘”的后面，加了一个 “经理：梁晃”；二是 “印刷”改成了 “光华印务公司”。这种 “编辑督印：梁之盘”， “经理：梁晃”的情况一直没有变动。一般说法都认为梁之盘是后来接手的，但从版权页看，梁之盘一开始就 “编辑督印”，创刊号上甚至没有梁晃的名字。

　　《红豆》一卷一期并没有卷首语，只在篇首发表了风痕的诗歌《红豆》，大概权作发刊词了。刊后有一个 “徵稿简约”，其中第一条说明了刊物的内容和对于来稿的要求。 “本刊内容约分一散文小品，二诗，三短篇小说，四论文，五文艺杂文诸栏，除暂时不收译稿外，其馀均欢迎投稿——惟以篇幅关系，来往能在三千字以下尤所欢迎。”

　　自二卷一期始，《红豆》发生了较大变化。版权页的刊名，改为 “红豆漫刊”。 “本刊启事”有云： “本刊为谋尽量充实内容，减轻读者负担起见，现由二卷一期起改出较为弹性之漫刊。除内容比前增一倍有奇外，价格已减为每册五分，深望读者与作者予以批评或贊助。”刊物的开本由三十二开变为十六开，还有去掉了图画，减少了广告。不过，从刊物栏目看，则没有多大变化。

　　自三卷一期始，《红豆》的版权页标上了： “总经售处：生活书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号）”，这是《红豆》的一个较大的变化。《红豆》在大陆的发行，意味着它与国内文坛关系的加深。自此以后，生活书店的书籍消息或广告愈来愈多地出现在《红豆》上。非生活书店的书籍介绍也出现在《红豆》上，其中诗集较多，如路易士《行过之生命》、《上海飘流曲》、《吴奔星诗集》、李金髮《魔鬼的舞蹈》，足见《红豆》的诗歌写作与国内诗坛较为密切。

　　自第四卷一期起，版权页刊名又改回为“红豆”。到了四卷五期，《红豆》在封面上加上了 “诗与散文月刊之始”。 “本刊启事”曰： “本刊出版以来，深蒙读者爱护，并荷各地作者鼎力扶植，得维持至今，成为南方歷史较长之文艺刊物：其间不惟形式日新，内容亦见进步，近期所载诗与散文尤富于精心之作，以是销路日增，有欣欣向荣之势。同人等深感读者作者爱护之诚，不敢自满，决于本期起，利用原有篇幅，实行纯化，改为诗与散文月刊，冀能造成独特风格，以副厚望。至盼海内外读者作者，不吝金玉，予以批评及贊助，曷胜荣藉！此启。”这个改变是实质性的，刊物的内容有了变化，即开始只登载诗与散文。然而，这个 “诗与散文月刊”只维持了两期。

　　到了四卷六期（一九三六，八，五），《红豆》突然刊出了 “本刊重要启事”，宣布停刊，原因是 “最近忽因登记手续发生问题，不得不遵照香港出版条例，由本期起暂行停刊，一俟完满解决，再与读者相见。”有关于《红豆》停刊的真实原因，杨国雄引用梁晃的说法， “当时《红豆》主要每期都亏本，不能长期支持，所以到了四卷六期便停刊。”这个说法，与《红豆》一再强调自己 “销路日增” “欣欣向荣”的说法，不无矛盾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