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邓家宙：割裂历史教育错酿“本土”意识

　　图：邓家宙指“割裂”式的历史学习失去了学史意义。大公报记者唐晓明摄

　　编者按：香港社会开始关注历史教育，坊间也有不少团体参与历史传承，包括已成立十年的香港史学会。但该会总监邓家宙关注到，目前社会在历史推广教育上，思维和实质政策割裂，“割裂”式的历史学习失去了学史意义，更造成错误的“本土”观，令社会撕裂，例如湾仔海岸线只限于湾仔，过了鹅颈桥就不设标示牌。斩件式拨款安排，也令工作难以持久。他认为社会应协助青年人从香港角度出发，探讨与周边城市关系，培育历史感，直言如果连区际观念也未弄清，将无从谈论面向国际。

        文、图|大公报记者唐晓明 吕少群

　　对于激进港青提出所谓香港“自决”和“独立”等议题，邓家宙指出，“自决”和“独立”目的，就是要“割断”，这些议题不是突然出现，社会从现实上或行政上都是以割断、割裂的模式去运作，青年人便将这些运作原理带到日常生活上，“我认为在历史推广教育上，思维和实质政策一直‘割裂’，所以当我们评论一班年轻人言行时，你不能只怪他们，因为当社会不和我们讲人情，只和我们谈数字，只讲求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达不到就不能持续，这种情况自然出现。”

　　邓家宙形容，所谓割裂，即是没有宏观历史教育，“以历史保育为例，湾仔区竖立了一个海岸线的牌，讲述湾仔海岸线发展，但香港海岸线并非只有湾仔，中环和铜锣湾就没有设立相关标示，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变化，但站在行政角度，就只是抽了湾仔一段来看，令历史保育不完整。你觉得没有经济效益就不去做，香港人亦不会有历史感，历史感是不会无故生成。”

　　港与周边地区有连带关系

　　部分香港人“割裂”的历史观，催化了所谓“本土”思潮冒起。“香港‘本土’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近十年在互联网上本港各区都有自己的关注组出现，这班人不一定讲政治，可能只是建基于喜爱一个地方，例如我生在深水埗，就会多谈论当区发展，但历史不是只在自己狭窄范围内，而是会与周边地区互动。”邓家宙举例，即使在筲箕湾生活的人，也会和柴湾联系，也会到湾仔购物，与周边地区都有连带关系。

　　“不少人指香港史由1841年香港是一个荒岛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教科书十几二十年来仍然讲香港开埠前是一个荒岛，明显是历史观念出现问题。而且香港是有源流性，香港人几代都是内地走来，如果了解历史，会对现时社会问题有不同见解。”他补充，我们眼光不应该只集中在自己一个小区域上，不应该只有这一个角度，大家应该有另外一个角度，例如谈论筲箕湾，也要考虑是否和香港岛其他地方有联系，“这正是我们今时今日要讲历史教育，应该要推动一个宏观城际观念，因为香港地方小，需要扩阔眼界，例如香港和澳门关系如何？香港和广州深圳等广东城市关系如何？甚至和福建关系如何。你要先有城际观念，再有区际（华南地区）观念，再有亚太地区观念，再而面向国际。”

　　斩件式拨款令教育零碎

　　最令邓家宙不解的是，香港社会对推广历史教育资助方式，依旧是割裂（俗称斩件），用他的学术名词叫做“盂兰分尸式”拨款，令教育政策和思维都割裂零碎，“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处境很糟糕，既难以谋生，有理想但无财力。那么看到政府那里有资助，就用投标形式获取资助，大家一窝蜂争着去抢，那些资金通常只能维持一至两年，不长远，如果一笔拨款申请失败就要转往申请其他资助项目。这样根本不是发展历史教育，只是维持机构生命。”

　　邓家宙批评这种模式难以持续做好教育推广工作，因为要迁就市场，但人文学科不能以市场发展的观念和数字的形式来量化，一定不能持续做出成绩，香港史学会经过十年体验而确认这是香港推动文化的困局，“例如保育发展，不少计划看不到延续性，这三四年推动建筑保育，过四五年又将精力全部投放在非物质文化保育上，但人文教育是需要用时间去累积，是需要长时间的经验、学习和交流。若香港单以财政角度、长远经济负担去理解文化，是不能成功。”

　　感慨港历史教育陷困局

　　坊间一向认为学史无出路，但邓家宙对历史的兴趣，令他用上十年时间投身历史教育和相关研究，其间出版《香港佛教史》等十三本学术着作，他更立志成为真正史学家。

　　谈到香港历史教育，满腔理想的邓家宙难掩无奈神色。他坦言长远看不到历史教育会有好大变化，“人文学科用市场模式好难做到事情，如不纠正观念，社会只会继续在困局中缠绕。”但他仍会继续下去，因为历史体验教育活动能令参与者的人文思想发酵，是开启历史智慧过程，只能尽力去做。

　　经常有中学生问他，“至今仍不明白读历史有什么作用，过时事物与现在的我有何关系？”他的回答是，读历史讲求对纵向源流理解，过去影响今天，今天影响明天，证明历史既是过去式，亦是现在式、更是进行式，所以“历史是活”的学问。他慨叹，现代人不明白读史意义，因为用了“割裂”方法，只着重看“某时段”、“某专题”与我有关的实用部分，还要以背诵方法死记，这种是死板历史，当然无甚意义。

　　“文史哲”能启迪做人处事

　　邓家宙认为，文史哲的学习能监古知今，对做人处事有启迪作用，“例如学习孔孟四端，能让学生接受到仁义礼智道德文化教育。”他感慨，香港经济模式重效益、讲实际，“历史一直以来的学习模式让我们感受不到实际用处和效益，例如学生修读物理、化学、生物等专业科目，可估计将来有什么出路。但读文科的学生却难以看到前景，甚至在教育制度上亦如是，高中中文科曾经有段时间甚至将古文去除，到现在才返转过来，重新引入古文。”

　　令他乐观的是，愈来愈多港人对历史感兴趣。从香港史学会活动所见，三四十岁的颇多，叹息在学时没怎么学历史；五六十岁退休人士不少，想加深了解历史源由；另有一些老师，则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大家都很想补历史的课。

　　民间四式教史弥补学界不足

　　与学校历史教育不振相反，香港坊间对历史兴趣不断升温，更以不同方式运作。邓家宙分析，目前民间组织主要有四种运作模式。第一种是个人会社模式，即由一人单枪匹马为组织主导，其好处在于自由度大、参与度高。另一种是纯商业模式，取足导游牌，以商业模式向游客展现香港面貌。另一种是“长春社”式，即是需要不停申请政府资助以维持营运，获得资源最多，涉及历史议题范围亦最广泛。

　　至于邓家宙担任总监的香港史学会，则属于半自费经营，“我们带？理想，成立会社已有十年，每个成员不但无薪水，更要自己掏出真金白银维持运作。由于我们举办活动不用钱去衡量，不受金钱阻碍。”他表示，香港史学会活动收费弹性，有收费或半费活动，亦有免费活动，以维持历史学精神价值。

　　社会资源投放不足

　　归纳这四种运作模式，邓家宙发现各有优劣，但主要问题都离不开社会资源投放不足。他指出，个人会社模式只靠一个人单打独斗，规模恐怕有限，纯商业模式则主要从经营上考虑，历史文化推广只属当中一部分，“长春社模式亦有不足之处，就是太受资助要求影响决定议题，好多时都是一个计划做完后便开展另一个计划，令议题缺乏延展性，这种‘睇食饭式’经营方式，难收长远影响。”

　　至于香港史学会，邓家宙表示形式弹性虽然较大，但缺乏大机构支持，人力是影响其持续营运的重要因素。

　　十年盘点助港人追本溯源

　　香港史学会早前于中环三联书店举行十周年研讨会，盘点本港历史教育并展望未来，请来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主礼。研讨会开了一整天。

　　邓家宙表示，论坛主要围绕近十年来香港历史大事，亦谈及本港文化传承工作情况，并进行文化推广教育。研讨会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讲史事，第二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香港传承，第三部分谈论文化组织和推广教育，“这部分曾邀请海事博物馆、WalkinHongKong、长春社等等，亦有专门研究港澳教育的澳门大学郑润培教授和香港中史教师徐振邦等，分享历史教育问题。”

　　过去十年，香港史学会一直协助本地人追本溯源，除了举办工作坊和本地导赏团外，2013年底曾举办离港导赏团，往澳门、广州、粤北等地，考察客家源流，希望为香港历史做到一个衔接，让大众知道历史并不是“割裂”。

　　邓家宙又应学校邀请，支援历史教学。令他遗憾的，不少老师当他们只是“援手”而已，甚至呼之来挥之去。

　　所以，他要努力维系历史学家应有的专业和尊严。“香港史学会继续让不同阶层接触历史，分享历史，过程要灌输一些历史观点，让他们知道历史是有价值的，从而尊重历史学家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