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觉“核心”为家国

图：郭天觉说，研究核潜艇、核电站是心甘情愿，几十年为核事业奉献，也是为了国家  大公报记者蔡文豪/摄

　　文| 陈璁

　　他曾是在武汉大学学习核物理的翩翩少年、从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究的青年才俊，又担负起参与筹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艰巨使命，不惑之年踏入商业世界指点江山，但仍为中国核事业殚精竭虑……这位一生与“核”为伍的75岁长者名为郭天觉，无论身处故土或他乡，在跨越武汉、北京、广州、深圳和香港的“多城记”里，他一直奉为圭臬的是不变的家国情怀。

　　“荆楚大地，孕百代风流”，郭天觉生于湖北武汉，1987年移居香港，1990年起，他出任多家香港与内地财务、证券及投资公司董事或高级顾问。纵横香江商界的人不胜枚举，但与核事业有段渊源的大概算凤毛麟角，郭天觉是其中一位。

　　郭天觉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核物理专业，第一份工作就是进入北京的原子能研究所，参与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前期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仍处冷战，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做出自主研发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决定，即后来广为人知的“两弹一星”。相较之下，核潜艇代号“09”的研究工程，则显得低调得多，郭天觉形容，他参与的是更为绝密的任务，“‘两弹一星’飞在天上，你也瞒不住；核潜艇是战略性武器，详情三十年后才公开。”

　　勿当亡国奴信念早扎根

　　特殊时期的核潜艇研究是艰难而孤独的，面对亲人也只能绝口不提。但郭天觉始终对自己的事业充满自豪感。自幼在沦陷的武汉长大，小小年纪眼见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各国租界将这个长江边上的城市分割得支离破碎，勿当“亡国奴”的信念早已扎根，“把核潜艇搞出来，中国人讲话就硬！”最终，中国在1970年，成为继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核潜艇成功下水后，郭天觉被划归到核工业部，主管核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军工事业“军转民”机制启动，他开始积极推动核动力民用和核能应用。中美建交同年，他作为团长，首次率中国原子能代表团访美。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郭天觉忆述，广东作为前沿地十分缺电，民众有了雪柜、彩色电视机，但每周却要停三天的电，当时推动生产力亦亟需用电，“大家都非常困惑”。直到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广东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郭天觉被选中担任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秘书长，迎来他人生又一个转捩点。1983年春节一过，包括郭天觉在内、从核潜艇“09”工程中挑出的“十人专家组”奔赴广东，成为中国商用核电站的拓荒者。

　　搞核电站吃了不少苦头

　　与研发核潜艇一样，郭天觉称，“搞核电站，也是抱着中国一定要成功的信心”，并同样吃了不少苦头。南下刚到广州，高昂的物价就把郭天觉吓坏了。他入住的广州渔民酒店，一天要收取三元的伙食费，惟每日出差补助仅五毫，“完全没有办法，所以鲮鱼罐头和即食面吃了很多”。直到广州军区安排他们一行人转入一家不对外开放的招待所，情况才稍有改善，而大亚湾核电站的蓝图也就在那里画了出来，最后团队又搬迁到深圳蛇口。

　　在大亚湾核电站筹建过程中，郭天觉和香港中电代表、法国、英国等方面展开大量接触和谈判。核电站选择购买法国的反应堆，必须“货比三家”，是中方人员的核潜艇研究经验令引进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核潜艇虽小，但五脏俱全，基本原理和大型核电站一样，我们这些人懂自己干的，法国人不得不佩服。”

　　后来，经过反覆修改、翻译和讨论的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合同，被誉为当时中国进口设备最完整的合同，郭天觉作为主要负责人，得到香港的光大集团首任董事长王光英赏识，几经辗转力邀任其助手。这个契机，郭天觉再次“华丽转身”，走入商业世界，但仍兼任多个国际核能组织重要成员和顾问。

　　为事业打拼报效国家

　　“从大亚湾核电站开始，我们国家的核能要走向国际，市场走向国际，技术水平也要达到国际水平。”在商界挥斥方遒的同时，他利用与世界各国核电生产商、研究机构建立起的网络，在空馀时间，自己经济上支持，无偿为中方与外国核合作提供帮助。

　　一路走来，郭天觉说，正因看过国家的软弱，上学是为报国，研究核潜艇、核电站是心甘情愿，几十年为核事业奉献，也是为了国家。

　　“啤酒论”消民众疑虑

图：郭天觉（右）因大亚湾核电站项目合同表现出色，被首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王光英（左）看重，力邀担任其助手

　　位于深圳的大亚湾核电站至今安全运行已超过20年，直至四年前日本福岛核灾爆发，令香港人再次反思核电安全议题。郭天觉曾任大亚湾核电合营公司秘书长，亲历核电站筹备兴建之初，于深圳河另一边掀起的反核浪潮；他几番到港，用深入浅出的“啤酒论”，说服当时寻根问底的传媒和反对声高涨的民众。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发生继前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泄漏。香港人旋即谈“核”色变，不仅患上“盲抢盐”，日本食肆生意短期内更是一落千丈，市民开始重新审视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不过，对核事故的忧虑，港人并非今天才有，早在大亚湾核电站计划建设时，整个八十年代，香港曾陷入炽热的核安全讨论当中。郭天觉作为筹组核电站的主要人员，讲述起了那场风波。

　　“1983年，香港掀起了一股反核浪潮。”郭天觉说，当时基督徒冯智活等人带头反大亚湾，让退休的英国核专家告诉香港人，大亚湾是放在香港旁边的一颗原子弹，“市民不太了解，有相信的，有被操控的”。他形容，整个社会更多涉及到“政治化”的考量。

　　有鉴于香港的民情和激烈回响，郭天觉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公司代表，于1984年和1985年前后，多次赴香港召开记者会，向民众解释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其间，他最爱用的是原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彭士禄的“啤酒论”。郭天觉举例：“中国的茅台酒，或香港人喜欢的白兰地、威士忌，用火柴一点，就着火；啤酒一般只有五度，你拿火柴点，怎么点也点不着。”

　　原子弹是茅台 核电站是啤酒

　　郭天觉解释，“原子弹就是茅台，核电站就是啤酒”，核电站使用的核燃料是百分之三的低浓缩铀，而原子弹和氢弹之所以能爆炸，使用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武器级高浓缩铀。在香港，用“点不着的啤酒”这样简单的比喻，再加上“摆事实、讲道理”，尽管此后仍出现反核签名等一系列运动，以及立法局内长时间就大亚湾问题的剑拔弩张，“啤酒论”确实打消了不少香港人的顾虑。

　　此外，为保障核电安全，核电站的选址可谓“五十里挑一”。郭天觉说，当时有多达48个厂址备选，缜密权衡后，最后决定在拥有“坚固花岗岩和海边12米水深”的大亚湾，兴建起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最干净能源前途无量

　　“核能是最干净、最可靠的，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一辈子与核动力打交道的郭天觉认为，核电是煤、石油发电最好的替代品，强调只要和平利用，核能就能造福人民。

　　郭天觉谈起核电，滔滔不绝。他介绍说，核电最新的发展方向是“行波堆（Traveling Wave Reactor）”，和其他核反应堆仅使用不到4%的核燃料不同，行波堆技术可直接利用被废弃的铀同位素，甚至是经过简单转化的核废料，高效利用铀资源。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现时以美国泰拉能源公司（Terra Power）董事长的身份，向全世界推广“行波堆”，目前美国和中国科学家正联合进行研究，两国政府层面亦就此有交流。

　　郭天觉认为：“核能是最干净、最可靠的，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他形容，核电是煤、石油发电“最好的替代品”，铀矿在近两个世纪仍取之不尽，核电站亦没有固体或液体的废料需要处理，“只要是和平利用，就能造福人民。”

　　寄望香港未来愈来愈好

图：郭天觉（左一）在港定居近三十年。图为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右二）以及中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伍绍祖（左二）与其妻（右一）

　　从内地来港定居近30年，郭天觉认为，国家从经济极弱的状况发展到现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世界刮目相看，反观香港，虽具有先天优势，近年却“每况愈下”。他深信，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是决定香港前途的关键，将来内耗与争拗定会有所好转，“希望香港未来愈来愈好”。

　　郭天觉是离开故乡多年的武汉人，如今已喜欢上清淡的粤菜，但吃辣的功力却丝毫未减。从武汉北上至北京、再南下到广州、深圳，最后定居香港，其间亦曾到世界各地公干，人生经历造就出他兼容并包的个性和极强的适应能力，自言“对外部世界比较清楚，和香港人相处得也很好”。

　　郭天觉在香港与内地“两边都呆过”，谈起两地的发展时，他似乎有些“恨铁不成钢”。他说，香港的商业环境相对内地成熟，但近年来发展“有点每况愈下”；内地改革开放，从极弱的经济条件起步，如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至于内地人投资房地产、选择旅游目的地，香港都曾为境外的首选之地，可今非昔比，取而代之的是欧美、澳洲等国家。

　　他续称，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内地仍保持平稳高速增长，让世界刮目相看，“一些香港人依然没有想清楚内地的发展，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已经接近国际水平了，他们不知道这个潜力有多大。”

　　信内耗与争拗必有好转

　　香港近来经历“占中”、政改争议、“港独”思潮蔓延、港大副校长任命风波等，因此有人说，香港将进入多事之秋，但郭天觉认为，永远是由沉默的大多数来决定香港前途。他亦坦率地说：“我不怕某些人胡闹，将来的情况肯定会好转，物极是必反的，希望香港未来愈来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