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抗战系列之一：老空军视死如归

　　经历战争下的国际友谊

　　1938年底，胡汉能被调到兰州空军司令部任作战参谋，日军经常空袭兰州，苏联飞机则起飞帮助中国抗敌。胡汉能后被调任甘肃临洮机场站长，负责接待苏联“援华飞行队”，审批安排苏联飞行员的生活补给等。“苏联是志愿军，不是正式军队，因为他们和日本签了友好条约，不能够出正规军，都是着便服，不是着军服。”他指出，当时苏联为中国军队提供了人员、飞机和物资等，帮助很大。

　　1943年至1945年秋，胡汉能在贵州思南机场任站长，美国第14航空队的飞机经常在机场加油补给或修理，他认识了不少美军朋友。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由于当时机场收不到无线电，一个美军飞行员专程飞来告之喜讯，“那时候很开心”，胡汉能又说，当时父亲住在美国洛杉矶，那位美军朋友更答应回国后帮他送信，“找了两日，他终于找到我父亲，美国人的性格很负责。”胡汉能经历了战争阴霾下的国际友谊。

　　抗战胜利后，胡汉能退役经商，并在1949年后留在内地。随后经历“文革”，不少空军时期的物品都扔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他去加拿大与女儿居住，但最后都是选择来香港与儿子团聚。胡汉能1987年取得香港居留权，近30年来长居香港，安享晚年。

         叶剑英口里的小老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胡汉能先被调驻西安机场，当时国共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八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人飞往南京，途径西安机场降落，胡汉能便协助他们飞机的转站工作。胡汉能忆述，同为广东人的叶剑英与他交谈甚欢，甚至称他为“小老弟”。

　　西安事变解决后，国共双方就抗日合作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进行正式谈判，涉及编制、军饷等问题。胡汉能说，当年驻守西安机场时，便亲眼目睹他的两位战友，各驶一架飞机，将六十万大洋送往延安支援共产党抗战，“双方同意了一个月供给多少，我们派人送去”。

　　胡汉能续说，战友回航时，就载着准备去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途径西安降落，他在机场协助飞机的转站工作。“那次（与周恩来、叶剑英）见过面。”胡汉能笑言，“他（叶剑英）一下机，大家聊起天，他见我是广东人，是乡里，就聊几句，他拍一拍我肩膀，问我多少钱一个月人工，我说一百八十元，他说‘这么多啊？我只有八元’。”由于大家都是广东人，叶剑英称他是“小老弟”。他又说，有与周恩来聊天，但相对少些，“周恩来讲普通话，叶剑英讲广东话。”

        胆粗粗问宋美龄借粮

　　西安事变前，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刚在南京正式成为飞行员的胡汉能，更与宋美龄有一段有趣的往事。胡汉能等几个“华侨仔”飞行员，当时因为贪玩不够钱花，经常向上头借粮，有一次经理不从，他们见到宋美龄的专车停在楼下，竟胆粗粗地找她签字，结果成功“借”到五百大洋，相当于两个月薪金。

　　胡汉能说，当年刚在南京当上飞行员，大家喜欢出去玩，不够钱花，经常向委员会借粮，即这个月借的钱，在下个月的薪金中扣，但他们借得多，经理就不肯借。有一次，他们几个“华侨仔”飞行员，看到宋美龄的专车停在楼下，就大胆提议：“找Madame签字”，“我们就去找她，她问我们借这么多钱做什么，我们骗她寄回家，其实拿去玩，哈哈。”讲到此处，百岁老人忍不住大笑，露出活泼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