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定邦：自责羞愧的应是“泛民主派”

        文/黄定邦

　　日前，普选方案在立法会被否决。这一结果显然是民主的倒退，更非市民所愿见的结果。对此，有人归结为建制派“投票失误”所致，更有多位建制派内核心的议员因此含泪自责道歉。有错固然要反省，但建制派无需太过自责，更不用道歉，过去一年多来，尤其是过去三个多月来，建制派竭尽全力，成功地笼聚支持普选的力量，凝聚了强大的普选民意；他们为此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付出，香港市民、特区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都会有公允的评价。而最应当感到羞愧的应是“泛民”，是他们一手扼杀香港市民的普选机会。

　　建制派劳苦功高顾大局

　　前日投票的一幕，相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外界预期会出现的42比27票的结果，最终变成8比28，33位建制派议员为了等候抱病赶来投票的刘皇发，错过了投票的最后时机。这一结果，令许多市民感到不解与痛心，痛心之处在于，明明是大部分市民支持政改方案，最终却出现反对政改方案票数多过支持的票数；不解之处在于，何以在最后一分钟建制派会突然离席、何以没有人统筹投票及相关应变措施？

　　然而，如果仔细了解整个投票过程，便可以明白，这是因沟通不足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绝非建制派没有政治意识，更非建制派不团结各自为政。设身处地，当时建制派希望能42位议员“完完整整”投下历史一票，这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想法，建制派“一票都不能少”，这足以体现整个阵营的高度团队意识。或许有人会说，等不等刘皇发一票根本无关大局，现场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但是，如果真的不顾、不理刘皇发议员，那么，建制派还能叫是建制派吗？就因为投票结果无法改变就可以自扫门前雪、给人以松散的印象？显然，建制派都希望能给市民一个清楚完整的投票结果，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更能体现出建制派对普选的热切追求。

　　因此，建制派这种团队意识，必须给予肯定。但其后出现的一系列失误，包括沟通、联系以及至具体的拖延策略没有做到位，则只能用“非战之罪”来形容。但当中的一些失误，或可成为日后建制派不断完善自身的契机。

　　众所周知，当前建制派是一个多党、多议员的综合体，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党”，只算是松散的“类执政联盟”。过去一直依靠德高望重的资深议员去主持并扮演召集人的角色。过去多年来，这种联盟一直行之有效，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议题上，都能体现出其巨大的作用，而建制派也因此一直给市民以团结的印象。但是，需要承认的是，这种联盟在制度建设上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在危机应对、预案准备、日常联络这两方面，仍值得进一步对思考探究。

　　在危机应对方面，当出现突发危机之时，如何统一口径、集体表态、澄清疑误、尽可能化解负面影响，都需要高超的手腕与政治经验；在预案准备方面，应当对当日投票时间、人数、方式都要有全方位的预判，万一议员人数不足应如何应对？万一反对派玩花招应如何应对？等等都要有预案。在日常联络方面，确保每一党、每一议员都能第一时间获得重要讯息。

　　扼杀普选泛民罪难逃

　　实事求是去看，昨天的建制派的确是尽力了，他们尽了一切努力试图去确保42位建制派议员能完整地参与投票，尽管最终出现失误，但这无损建制派的团结，更无法抹杀建制派由头到尾、竭尽全力支持政改、推动实现普选的努力与贡献。

　　在过去二十个月来，尤其是在非法“占中”严重摧残香港社会安定与法治之时，在“泛民主派”无所不用其极去设置普选障碍、制造各种各样的虚假民意出台之时，建制派全力以赴，本着对香港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及时有效地宣传中央对政改的立场，耐心细致去向市民解释事件真相，不遗馀力地去揭发“泛民”的虚假与破坏本质，所有这些工作与成绩，香港市民都十分清楚。

　　事实上，在此次政改表决上，最应当感到羞愧、最应该感到自责的是所谓的“泛民主派”政客们。他们戴着“民主”之帽，打着民主自由的冠冕旗号，实际上却是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普选杀手。如果不是这帮28人的政客，2017年香港市民将有普选行政长官的权力。但由于他们的蛮横否决，政改不知何时才能重启，市民普选特首的权力更是不知何年何月之事。正正是他们，令香港的民主步伐停滞不前。“泛民”政客不要以为投了否决票后就算事完，可以肯定地说，“事还没完”，他们将要面对失去普选市民的怒责，更要负上扼杀普选的罪责。“泛民”已从道德高地上滑落，他们再打出任何“真普选”、“国际标准”的旗号也只会让市民看清他们极度虚伪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