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西方文学心理学影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出现后，情形有所改变。梁羽生等人作品中，已能见出受西方文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影响的迹象。郑纪农举例说，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等作品，受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牛虻》等影响，不再像传统侠义剑客传奇小说那样，以“黑白”、“忠奸”或“好坏”的二元论处理书中角色，在深入探讨复杂人性层面有不小突破。至于梁羽生另一部作品《云海玉弓缘》中，读者透过男、女主角金世遗和厉胜男两人对白，也明显可寻出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踪迹。
“如果我说我早期的创作没有价值，那一定是我过分自谦了。”梁羽生曾这样开玩笑似地说。
其二，在小说笔法上。受时代背景及不同时代文风文气的影响，新派与旧派武侠小说相比，不再之乎者也一派老式文人的面目。虽然金庸和梁羽生等新派武侠小说代表作家的古文功底不俗，遣词造句颇讲求气韵生动，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叙事语言或多或少受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影响，不再像旧派武侠作者那样延续旧式章回体小说动辄以“话说……”开场的惯例。台湾学者叶洪生在《武侠小说谈艺录》中介绍，金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逐字逐句”修改旧作时，大段增删原文本不说，还将当年报刊连载文章中诸如“且说”和“暂且不表”等一律删去，以适应当时读者的阅读习惯。
新派武侠小说经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后，到八十年代左右，光芒渐被遮盖，这与金庸和梁羽生两位武侠小说大家相继于一九七二和一九八三年封笔有关，也与彼时阅读风向的转移不无关联。金庸一九七二年封笔后，花费大量时间和气力修改“飞（飞狐外传）雪（雪山飞狐）连（连城诀）天（天龙八部）射（射鵰英雄传）白（白马啸西风）鹿（鹿鼎记），笑（笑傲江湖）书（书剑恩仇录）神（神鵰侠侣）侠（侠客行）倚（倚天屠龙记）碧（碧血剑）鸳（鸳鸯刀）”十四部作品。梁羽生封笔的时间比金庸晚了十年，他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又写了《牧野流星》、《武林三绝》和《弹指惊雷》等作品，刊载在彼时《大公报》和《新晚报》等处，却无法延续当年人人争读《龙虎斗京华》和《七剑下天山》的热潮。郑纪农曾问梁羽生为何停笔，后者答：“人吶，到了五十岁，再难浪漫。”
停笔后，梁羽生于一九八七年移居澳洲，后半生在异乡以研究中国楹联歷史为乐，还曾为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等写下若干分析文章。二○○九年，这位“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病逝悉尼，终年八十五岁。
被列为中国文学新门类
在郑纪农看来，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作品的盛行以及被热议和被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作品将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武侠读本，带入文学史语境中，得到一众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梁羽生写作小说时弃用“作者目光”带以“人物目光”的描述方法，以及将“全知观点”变为“叙事观点”等写作手法等，都值得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关注。
与旧派武侠小说相比，新派武侠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无疑更加显著。金庸和梁羽生获颁多间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名誉教授，北京现代文学馆设立“梁羽生文库”等事件，说明武侠小说进入中国文学殿堂，被列为文学新门类。金庸、梁羽生两大家停笔后，新派武侠写作虽然盛景不再，相关的电视剧、电影、舞台製作等改编，则在过去几十年间络绎不绝。单以香港为例，导演许鞍华和徐克都曾以金庸小说为蓝本拍摄电影，香港舞蹈团曾演出根据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雪山飞狐》等改编的同名舞剧，香港话剧团则改编过《笑傲江湖》。
“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曾这样说。其实，除下新派武侠小说外衣，读者不难发觉，书中的侠客也好爱情也罢，讲来讲去绕不过一个“人”字。如是命题的普适性，或许正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改编和研究讨论等延续至今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