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罗孚在二○○九年二月出席“一代武侠宗师 梁羽生先生创作成就回顾座谈会”本报资料图片
大公网6月24日讯（记者 李梦）一九五四年一月，一场比武热爆港澳，报人罗孚灵光一闪，催生两支健笔，“大侠”梁羽生、金庸奇招迭出，为武侠小说打出新天地，作品连载叫好叫座，其后结集流传更广，同类创作纷纷诞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门类“新派武侠小说”。今年五月，罗孚去世，新派武侠小说跨越一甲子，巅峰已过，影响力却歷久不衰，在公共图书馆借书榜仍居高位，香港舞剧团八月公演《射鵰英雄传》，武侠的传奇代代传诵。
一九五四年一月，趁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引发热议，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提议编辑陈文统提笔写武侠小说。比赛后第三日，《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副刊连载，迅即令报纸销量增加，作者陈文统便是日后在武侠小说作者阵营中鼎鼎大名的梁羽生。后来，罗孚又邀请另一位《新晚报》编辑查良镛（金庸）在报上连载武侠故事，于是便有了金庸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
金庸曾在一篇名为《漫谈〈书剑恩仇录〉》的文章中回忆当初被“拉”来写作武侠小说的轶事。当时，《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毕，而作者梁羽生正在北方与同门师兄中宵看剑楼主“切磋武艺”，因此“写稿之责”便落在金庸那里。金庸记得编辑为催稿，特意派一名工友坐在他家等，说“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副刊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
梁羽生好友、《新晚报》前副总编辑郑纪农回忆，梁羽生的小说往往写得极快而且产量极高，一来为报纸销量考虑，二来成名后各方好友约稿，盛情难却。
新晚报副刊沃土培新苗
如今，不论学界抑或坊间，普遍将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视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是说来，彼时《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副刊正是培育并滋养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丬土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介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政治原因，内地的武侠小说销声匿迹，反而香港和台湾等地同类作品兴起，出现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等名家。这般兴盛局面（据说当时畅销的武侠小说作家一日要为五、六间报社撰写武侠专栏），与本港报章对武侠小说写作者的支持不无关联。可以说，新派武侠小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风行，一来由于中国人自古对于侠义精神的追慕，二来也要拜当时热闹的报纸副刊和图书出版市场所赐。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武侠小说新、旧派别划分的由来。所谓旧武侠小说，意指民国时期以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和文公直等代表的“旧派武侠前五家”，和以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及白羽等为代表的“后五家”等人写就的武侠作品。这些作者活跃在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正逢新文化运动之后学院派和严肃文学界不断批评并向通俗文学施压的时候。当严肃文学一次次将矛头指向“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时，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群体的反击方式不外乎两个字：销量。“四万万人民有两千人读鲁迅，没有太大的作用。读者都是知识分子，我写了你看，你写了我看。而通俗小说一印就是几万几十万，这才是威力巨大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概况》一文中这样说。
彼处的兴盛，也为新派武侠小说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流行和受追捧，打下根基。不少研究武侠小说的学者都认为，新、旧武侠小说在文风和内容上固然有诸多分别，但内里对于侠客和忠义精神的剖解和尊崇则一脉相承。文公直的“碧血丹心”系列小说讲忠烈精神，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讲正邪两道斗法，这些事关君臣、黑白和情仇的主题，均在新派武侠小说叙事中得以延续。至于写作手法，上世纪三十年代武侠写手姚民哀在作品中频频使用“连环格”式写法（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出现在另一部小说中），而类似写法也可以在金庸的部分小说中寻到影子。无怪新派武侠代表金庸和古龙等，并不否认自己的作品受旧派武侠名写手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等人的影响。
“半真假历史”铺陈故事
既然如此，“新”从何来？公众将梁羽生和金庸作品列为新派武侠，原因何在？
其一，在小说内容上。郑纪农对记者分析梁羽生的小说风格，认为其作品在情节推进和展开上，“大部分建基于已有史实”，用“半真假歷史”铺陈故事内容。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以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为背景，故事中人物如大臣于谦等，都是有史料可考的歷史人物。至于金庸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扛鼎之作《射鵰英雄传》，也注重还原歷史现场，穿插铁木真和丘处机等真实人物，以潇洒飘逸笔法写歷史，可读性强。郑纪农印象中的梁羽生，熟知中国歷史，歷代兵戈征伐新王旧主诸事常信手拈来。因此，这类小说中蕴含的厚重歷史感，与作者对于史料的熟悉密不可分。梁羽生于书中人物身上倾注大量情感。他曾对老友郑纪农说，写《萍踪侠影录》至英宗杀于谦段落，情之所至，忍不住“流下眼泪”。
郑纪农认为，梁羽生在他的创作中，汲取西方文学描写方法，并大胆运用弗洛伊德潜在心理学说。五四运动后，西方启蒙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经由文学、心理和哲学等著作进入国人生活。剧作家曹禺的《雷雨》便吸收了希腊悲剧色彩。大大小小的所谓“文学改良”，反映彼时一众青年渴望变革的勇敢尝试。不过，民国时期文学界受西方文史哲思潮的影响尚未波及通俗文学领域，包括旧派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仍多从儒家和老庄等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养，鲜有受到西方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思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