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昨日通报特区政府，原定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政部长会议，将改在北京举行。消息公布后，引起香港社会广泛且高度的关注，政界人士对此解读为，这反映中央对“占中”的忧虑，不想这场国际盛事会因此受破坏；而一些舆论则认为，这是中央对香港当前种种情况不满的表现。不论真正原因为何，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突然“收回”APEC财长会议的举办权，显然是极不“寻常”的做法。而中央在评估整体形势后作出这样的决定，不能不说这是对香港的当头棒喝，值得各界深思和反省。
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定于今年10月在北京雁栖湖举行，这是自2001年上海之后，时隔13年中国再次主办会议及相关活动，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一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后，积极推动香港在中央支持下承办国际盛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去年9月国家财政部宣布，香港作为APEC其中最重要一个分会，也即财长会议的主办城市。在此之后，立法会亦通过一笔六千万元的拨款，作为会议的经费。
然而，在作出决定五个月后，中央决定将会议地点改回到北京举行，香港失去主办的机会。根据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会议数量多、涉及面广，为了确保各类各次会议会期的统筹衔接，需要对一些会议的会期作适当调整。原定在9月10日至12日的财政部长会议，押后到9月下旬之后举行，为了便利会务安排，会议地点改为北京。”对于更改财政部长会议的时间及地点，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表示尊重和理解。
中央有权改变地点时间
在分析此事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先作厘清。第一，中央完全有权改变会议地点与时间。事实上，在APEC过去二十一年的历史，曾出现过多次的更改会期决定，作出这些决定的也都是主办国，而各参与国家与地区都对此给予尊重。而国家有关部门是在近日于宁波举行的2014年APEC第一次高官会议后作出了相关的通知；第二，香港尽管是APEC组织的成员，但并非以独立名义，而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回归以来的每一次会议，都是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在承办分会活动时，更要遵守中央政府的决定。
从理论上来说，有关部门更改财长会议时间，为了配合十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合情合理之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更改会期其实并不意味着必需同时更改会议地点，“为了便利会务安排”而“收回”香港的主办权，似乎并不完全易于理解，也没有直接的必然关连。当然，中央的这一决定，必然是在对整体形势作出综合评估与权衡之下作出的，但这一决定到底反映了中央的何种忧虑呢？
首先，从举办时间上来说，今年9月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日期。事实上，去年香港主办财长会议时，舆论在分析时已经指出，会期与“占中”可能发生的日期比较接近，有官场中人和建制派人士坦言，担心“占中”可能影响财长会议，特别是如果示威者利用这个国际性的平台，瘫痪湾仔会展一带的交通，以吸引国际传媒注意，影响香港国际声誉。
中央好意反被“妖魔化”
虽然香港过去不时举办世界性盛事，对处理群体示威等紧急事件有着丰富的经验，2005年韩农示威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站在中央的角度去看，如果财长会议示威成为反对派争取“国际性影响”、“将香港事务国际化”的手段，那么，其结果不仅仅是中环交通瘫痪、香港治安受冲击如此简单，更为重要的是，极可能影响其后在北京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举行。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组织，很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将香港的普选与政改问题上升到国际层次，甚至有可能成为APEC会议的“非正式议题”，干扰会议的举行。如果结果真的如此，那么将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预，中央不可能任之由之。
其次，从整体香港形势而言，眼前香港有种奇怪论调，不只宣称中央对香港的支持是“理所当然”、“必须的”，甚至反过来攻击中央的好意与好心，歪曲事实用以煽动对立情绪。以至于，流行于反对派及其支持者的看法是，只要闹得越凶、就越有可能得到中央的妥协与同意。政改固然是其中一项议题，甚至连一些民生议题也往往如此看待。
例如，2003年推出的“自由行”与CEPA政策，如今已被反对派彻底“妖魔化”，“驱蝗”、“反内地游客”等等越来越离谱，立法会的政客亦鼓吹否定“自由行”政策的动议，肆无忌惮攻击中央政府的用心与努力。站在中央的角度，这是恶意的攻击与挑衅。而当初将APEC财长会议交由香港承办，显然是为了支持香港巩固并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影响力，中央不希望这番好意被反对派政客利用，也是对香港社会的一个提醒：中央的支持或许并不是理所当然。
APEC财长会议不在香港举行，显而易见是香港的一个损失。事实上，从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轮值时间算，下一次或许是十年后的事。中央作出这一决定，或许纯粹基于技术性需要和考虑，但当中也值得社会各界深思与反省之处，而时间仍不算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