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监督，大到政府的每一项决策。政府的年度预算、决算支出明细，投资建桥、修路等公共设施建设等，都要递交立法会讨论、审核。每一项细节从预算到环保，都要在立法会上反复讨论、评估，而这些讨论评估过程都要受到媒体的全程曝光、监督和评判。小到一块山坡护坡、公共海滩护鲨网破损是否及时修复？公共厕所的无障碍通道是否完好？还有官员的一言一行，比如家中设个阳台、盖个阳光房是否有报批？周末出行参加谁的派对、吃请等都在媒体曝光之列。通常港府的官员是不参加任何吃请的，公务活动一般都是酒会。一杯酒、三五分钟讲话，半小时走人。所以在香港，政府官员是好事不出门，干得再多再好媒体一般不报；坏事传千里，稍有不慎就会引爆舆论。干好事不容易，干坏事更难。

　　金：公权力的监督力度，是报纸的功能之一。这样也导致报纸在监督中生存和发展。我想，香港报业发达，竞争激烈，也可培养报人的办报才干以及记者编辑的采编能力。这么些年过来，您在香港办报的最大体会是什么？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记得去香港不久，内地的一位朋友，准确地说是一位领导朋友问我：香港人与内地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香港人讲对错，内地人讲利弊；香港人讲规则，内地人讲关系。

　　香港人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规则”，有规则，立即能办，无规则，特首是你大哥也办不了。社会出现了问题，首先从规则上找原因，立法定规矩，解决一条前进一步。而内地呢，是人情社会，有事或办事首先想到找关系，有关系就好办，没关系就难办。出了问题从人际关系上找原因，找关系摆平，下次同样的问题接着发生。这应当可以说是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法治社会讲是非，人治社会讲利弊；法治社会讲规则，人治社会讲关系。

　　在香港工作，首先要读懂香港文化，了解和理解香港人。邓小平很伟大，他虽然没有去过香港，但他知道香港回归后，只能搞“一国两制”，而且要五十年不变。前中联办主任姜恩柱先生说过：“香港是一本厚厚的书，值得和需要细细品读。”

　　至于说到香港媒体的采编人员的业务能力是否比内地的要高？平心而论还真没有发现。甚至反而觉得内地的编辑、记者综合素质普遍要高。因为在香港，一流的学生、人才是少有到媒体工作的，媒体收入不高。所以有一流的人才从事金融、法律、工商，二流、三流的人才搞媒体之说。但香港的媒体记者编辑的敬业精神、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比内地的要强，而且非常遵规守矩。香港的记者采访是没有饭吃，不能拿礼品的。廉政公署规定：无论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公司员工，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收受价值200港币以上的礼品均将以受贿罪论处。一旦举报，立即查处。有时被访对象会送一些蛋糕礼券，记者回报社后都会在办公室做好登记，然后买蛋糕给大家吃掉。记者与被访对象的公事公办，也是保持新闻独立性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