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发叔看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团结包容

　　文|屠海鸣

　　人称“发叔”的新界乡议局前主席刘皇发因病离世已经八天。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不论派别、信仰与立场，纷纷表达了哀悼、惋惜和追思之情，怀念并高度赞扬了发叔一生对香港所作出的贡献。如此高度一致的立场，在当前香港严重政治对立的环境下，尤其显得可贵，箇中原因值得各界深思。实际上，发叔受人尊重尊敬，绝不只是因为他维护了新界乡民的权益，更多的在于他对整个香港社会的贡献。发叔一生秉持爱国爱港爱乡的坚定立场，从早年坚定拥护香港迴归祖国，到全力参与起草与推广基本法工作，再到迴归后不懈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力促乡郊发展、增进各方沟通理解，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团结包容各界，共促和谐发展。

　　一个月前，习近平主席在港会见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发表重要讲话时，用“德厚者流光、业勤者流芳”赞誉时任管治团队，特别赞扬他们有效打击了“港独”势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意识和担当精神；两个星期前，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求是》杂誌发表的《坚持“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文章中，提出了“六个坚持”的理论论述，其中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落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促进在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团结包容。”今天我们追忆发叔爱国爱港爱乡一生，他何尝不是“德厚者”、“业勤者”的优秀代表，又何尝不是爱国爱港旗帜下的杰出典型。香港社会对发叔的一致怀念，论证了“爱国者治港”得到港人的广泛认同，发叔的一生经歷与贡献，则是爱国爱港工作需顾全大局、爱国者带头维护社会和谐要求的最佳诠释。

　　发叔尽管一直代表了新界乡议局，但他离世的消息公佈后，悼念他的绝不仅仅是新界乡民。从特首到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从港澳办中联办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从行会非官守议员到立法会建制派各政党，都作出了高度评价，甚至连诸如反对派一些元老也表达了非常正面的评价，认为发叔“无人能取代”。这是发叔过去数十年从政的良好声誉，也是他一生所奉行的原则和立场、处事风格和态度的恰当总结。分析“发叔现象”，结合当前香港的政治社会生态，可以有三点体会值得大家细细思索。

　　“爱国者治港”得到港人广泛认同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必须坚持最基本的政治与宪制性原则，即由什么人来治理香港。张晓明主任在“六个坚持”中明确提出：“坚持落实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促进在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团结包容。这一点关系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建设方向和人心迴归。”迴归二十年来，爱国者治港的这一原则性概念，逐步在香港社会得到尊重认同并贯彻实施。而如何评价一个人是否“爱国者”，关键就在于，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早年是否支持迴归祖国固然是必要条件，迴归后在一些涉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涉及到香港与国家宪制关系的问题上，有没有站在坚定立场上。实际上，有些人自称是“爱国者”，但在23条立法等问题上倒戈相向；在关系到中央认可的行政长官选举问题上，站到反对派一边；在坚决反对和抵制“港独”势力和言行时，态度暧昧、观点模糊、立场摇摆，这些完全不符合“爱国者治港”条件，完全不可能得到中央政府信任，也完全无法得到香港社会大多数市民的认可。

　　而发叔逝世后各界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在秉持爱国爱港爱乡立场上，始终坚持“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始终与中央政府相向而行、始终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发叔活跃于香港政坛数十年，在香港社会特别是新界地区享有很高声望。他带领乡议局率先表态支持香港迴归祖国，积极参与基本法起草和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作，为香港顺利迴归和实现平稳过渡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1997年7月1日凌晨零时，当驻军由深圳驶入新界地区时，新界民众沿街热情欢迎的场面令人感动，发叔对此作了相当多的工作。而在其后的支持歷届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23条立法，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反对外国势力干预插手香港事务等等，发叔都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有人批评他在政改投票上未能及时出席而导致政改无法通过，然而发叔在重病中仍然坚定支持投票通过政改，这足以説明发叔的爱国情操。因此，社会对发叔的纪念，除了説明发叔的个人爱国爱港立场的广泛肯定外，亦充分説明市民对“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的高度认同与支持。

　　爱国爱港工作需要顾全大局

　　治理好建设好香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参与。而“爱国者治港”，绝不能只见点而不见面、只看眼前而忽视长远、只要局部而抛离整体。换句话説，需要顾全大局，顾全中央治港工作方针政策的全面性、长远性，绝不能为了一时一地的方便或利益，而出现损害“一国两制”、损害国家及香港利益之事。张晓明主任在《求是》杂誌文章中指出：“中央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爱国爱港力量的发展壮大，并致力于构建最广泛的爱国爱港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爱国爱港的旗帜必须始终高举，选人用人既要放宽视野，又要导向明确。”这实际上已经指出了爱国爱港工作的重点要求。爱国爱港力量需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努力来促进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

　　发叔无论是在早年参与基本法的起草与推广，还是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方面，都可以説做到了“顾全大局”的要求。以基本法第40条为例，他为新界乡民争取到了合法的权益并写入宪制性文件，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只顾及新界权益而牺牲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是在两者间取得最佳的平衡。又以迴归后数次出现的“丁权”、“新界土地发展”等问题为例，他遵照基本法所赋予新界的权益，力促特区政府与乡民的沟通理解，既能为乡村土地重建争取到合理赔偿，同时也推动了地区整体建设。再以立法会选举为例，他能全力配合协调选举资源，支持爱国爱港阵营参选，为建制派在新界地区不断壮大作出了独特贡献，而他自己也甘愿改变选区界别。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的立场态度。相较之下，某些人尤其是反对派中所谓的“代表村民利益”的政客，为求争得选票，不惜挑起纷争撕裂社会，为一己之利逢特区政府必反。发叔的为人、境界、处事，无疑更令人尊敬。

　　爱国者带头维护社会和谐

　　推进香港各项事业的发展、提升香港的整体竞争力，这些都是广大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但要达到这些目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香港近年政治争拗愈来愈严重，“泛政治化”不断加剧，社会被反对派刻意撕裂，立法会更被“拉布”陷入几近瘫痪境地，社会和谐的挑战愈来愈严峻。身为爱国爱港阵营成员，都应认清复杂的形势，採取各种可行方式，带头努力促进社会和谐。正如张晓明主任在《求是》杂誌文章中所指出的：“香港经济、民生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香港各界齐心协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香港不能陷入‘泛政治化’漩涡、香港经不起折腾和内耗的忠告，无疑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和谐，这是当前的要务，也是各界市民的强烈愿望。

　　发叔过去的工作应当説为维护社会和谐作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发出唁电时对此有很好的总结，她表示，与刘皇发共事多年，特别是在担任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发展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期间，经常就新界事务徵询他的意见，并在乡郊发展和改善乡民生活方面与他合作无间。出任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期间，他经常为香港出谋献策，并身体力行，协助政府处理髮展新界时面对的问题，平息争议，寻求双赢方案。

　　十多年前，笔者在担任新界大型慈善机构仁爱堂的总理和副主席时，经常有机会与发叔探讨、商研新界扶贫、助学、安老工作，深感发叔为追求社会和谐的视野、考虑和善心。发叔的逝世是香港社会的一大损失。努力化解争议，推动各界理性探讨问题，是社会和谐的必要过程。眼下新一届特区政府履任，不断推进各项经济民生工作，近日“一地两检”更成为重中之重。反对派不断歪曲事实、製造事端，意图推翻高铁“一地两检”，这都是严重损害香港市民整体利益的行为。爱国爱港者更应肩负起应尽的责任，採取各种方式去协助特区政府释疑虑、解困惑、想办法。相信如果发叔还在世的话，他必定会努力去落实这些工作。

　　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时明确指出：“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发叔离世后获得一致的高度评价，亦唤起了社会的理性反思：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性不容忽视、爱国爱港工作需要顾全大局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爱国者带头维护社会和谐的广泛性不容小觑；而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团结、包容”更显得语重心长、弥足珍贵。市民纪念发叔，实是寄託了对香港美好发展未来的期许和盼望。

　　（本文作者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港区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