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重开广场”是“泛民”的政治陷阱

        文 | 骆晋

　　近日反对派不断炒作所谓的“重开公民广场”的话题，更利用特首与候任特首的不同意见、建制派内部不同声音来大作文章。显而易见，眼下所讨论的已非是否开放政府总部空地的问题，而是陷入反对派所设下的政治圈套当中。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楚：首先，从不存在所谓的“公民广场”，有的只是政府总部“东翼空地”；其次，从不存在所谓的“没有表达意见空间”的问题，有的只是反对派为日后违法作提前铺垫的问题；最后，从不存在所谓的“与民为敌”问题，有的只是守法与违法的问题。建制派固然要认清问题，不宜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香港社会亦应当认识到，反对派至今没有人承诺“不再违法冲击”，这就意味着未来极可能出现类似或更严重的冲击事件。毕竟，眼下的短暂“平静”局面，底下蕴含着下一波剧烈冲突的可能。

　　应当承认，在特首选举结束后，香港社会出现近年罕见的“和解”气氛，早前民主党提出“特赦论”即是这一情况的例子，它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对政治争斗的极度厌倦，希望改变过去对立的局面。因此，当有人提出要“重开公民广场”的时候，便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然而，问题却不在于“重开”，而在于社会是否容忍暴力违法。

　　首先，必须认清一点，从来就没有“公民广场”，从一般市民所理解的，当前所讨论的是应否重新开放政府总部东冀的一块空地。有人认为可能只是名称的不同叫法而已，或许不必太过强求。然而，这并非“白马非马”式的辩论，而是能不能陷入反对派所下的一个政府话语陷阱的问题。所谓的“公民广场”是2014年“新界东北拨款”以及“佔中”期间盛行的一个用词，它本身包含了将“违法合理化”、“暴力正义化”的政治语境。先不论最终讨论的结果如何，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所有建制派就已等同认可反对派的政治话语陈述。更重要一点，反对派一直以来试图替“佔中”“正名”，而眼下的“重开公民广场”争论，就是这种“正名”的一部分。而“佔中”又恰恰是香港所有乱象的其中一个根源，重开会否等同于认同“佔中”？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其次，反对派除了不断替所谓的“公民广场”“合理化”，更是在不断渲染一个极其错误的观点，即“不开放公民广场，市民就没有意见表达的空间与机会”。然而，这是事实吗？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没有空间去表达意见”，不论是政府总部还是立法会，都有充足的地点去让持不同意见的市民去表达。市民往往可以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反对派政客向特首梁振英递交意见书，这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不是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那么反对派为什么如此着意要“重开”？这就是整个讨论的核心，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寻求一个对特区政府具有压制性、威慑性的政治对抗平台与空间。其所寻求的、主张的、极力要求实现的，是为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对抗做好必要的准备。事实上，众所周知，没有反对派冲击政府总部东翼空地，也就不会演变成次日的大规模“佔中”发生。只要“东翼空地”一日保持正常安保，则“暴力冲击”一日就不可能轻易出现，而反对派也就缺乏必要的政治“抓手”、缺乏必要的煽动青年、鼓动示威者暴力行动的平台。

　　最后，必须要清楚指出，现在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不重开就是与民为敌”的问题。“东翼空地”的开放与否，是出于最基本的保安需求，市民一切意见表达的自由没有任何损害，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亦积极主动落区听取意见，更何况当前社会，又岂会“民意无法表达”的情况出现？更何况，在政府总部维持必要的高规格保安，是世界通行的标准。

　　以反对派眼中的“民主灯塔”之一的英国而言，传统以来，唐宁街10号一直是开放的，但在戴卓尔夫人任首相期间发生了汽车爆炸案，为了保障安全，在两处街口都加装了大型铁闸，一般公众要取道唐宁街前往白厅或圣詹姆士公园，都必先通过十分严格的安全检查。而到了2003年，英国政府进行了加固工程后，更禁止了一般公众进入唐宁街范围。在大型铁闸旁均设有警岗，有数名荷枪实弹身着制服的警员驻守。此外，伦敦警察厅的外交人员保护组（Diplomatic protection group，简称DPG）会负起保护重要官员的责任。

　　套用反对派的逻辑，英国政府不重开唐宁街10号就是“与民意对着干”、“英国人民就没有机会表达意见”？问题显然不是如此，这无关言论自由、无关政府有没有听民意，而是最基本的保安需要。更何况，如果不是“佔中”的大规模违法，又岂会长期“关闭”？

　　有些人或许抱着善意去理解“重开”，这情有可原。但政治上不能太轻信，有句话说得好，“勿做东郭先生”。普通市民的权利我们必当全力以赴巩固与保障，但反对派政客的算计伎俩，又岂能糊涂！不能陷入反对派的政治陷阱，也不能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反对派要“和解”，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必需要拿出诚意，假若反对派作出承诺绝不会採取违法暴力冲击举动，那么相信“重开”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在于，反对派真的会放弃煽动暴力冲击的对抗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