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裂痕不代表可以放弃法治原则

　　“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其余六名“占中”搞手，事隔两年半终被起诉，明日提堂，惟包括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多名“主导角色”仍然逍遥法外。大公报制图

　　文｜屠海鸣

　　自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人选后，香港社会呈现出一股新气象，各界市民均对她推动香港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抱有高度期望。而当选后连日来，她亦分别落区与市民会面，并与行政立法司法负责人坐谈，昨日亦再到中联办、外交部特派员公署、驻港部队礼节性拜会。这种频密落区、紧密沟通、加强互信的做法，对化解矛盾、理顺问题、弥合裂痕无疑具有积极正面作用，亦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然而，亲手撕裂香港社会的反对派，一边高叫“修补撕裂”，另一边又对律政司检控“占中”九人而大作文章，攻击称是“政治检控”、“违反参选政纲”云云。反对派的荒谬言论，背后是意图利用市民求和谐的心理以逃避政治与法律问责，更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而牺牲香港法治精神。必须指出的是，弥合社会裂痕，不能也绝无可能是以牺牲法治为代价，恰恰相反的是，只有坚定维护法治、检控“占中”违法者才是重构社会共识、修补裂痕的最重要一步。

　　没有人会否认当前香港社会存在撕裂现象，而这一现象正在严重侵蚀香港的繁荣稳定。正因如此，林郑月娥当选后在胜选感言中就明确指出首务是要修补裂痕，而她当选后连日来的活动亦是在证明她正在着力去落实这一目标。但问题或许要再问深一层，为什么香港社会会撕裂、如何才能弥合裂痕？是否要以放弃对违法者的追究以换取虚假的“和解”？

　　检控“占中”是法治必然之举

　　律政司在特首选举结束后翌日提出检控，时间上只可以说是“巧合”，不应也不可能被视作是有“政治打压的动机”。事实上，此次被起诉的九人分别为“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占中”司仪邵家臻，公民党陈淑庄、社民连成员黄浩铭，学联常委张秀贤与钟耀华，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等，罪名包括“公众妨扰”等三项。以上九人都是这场大规模违法“占中”行动中的“核心”人物，尤其是戴陈朱三人。而不论是被检控者自身还是公众的看法，都没有人会认为政府不应该去检控，问题只在于何时判、何罪名、何刑期而已。因此，反对派对这次检控而作出的“惊讶”反应，攻击政府是“政治检控”、“进一步撕裂”的言论，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反而是在暴露自己的反法治立场。

　　必须指出，律政司依据证据、法律而对“占中”违法者提出刑事检控，这既是香港特区的法治需要，亦是整体社会的共同呼声。不论持何种政治主张，只要违反了香港法律、破坏了香港社会治安，就应当承受相应的后果。换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不向“占中”提出起诉，试问又是否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恰恰相反，出于政治原因而放任违法行为，等同于是支持鼓动破坏社会治安者、是在践踏香港的法治核心价值，显然是与民意严重相违悖的。所以，检控“占中”核心人物，是在重申“没有人能凌驾法律”、“法律没有也不应有政治例外”、“法律必须起到应有的阻吓作用”的法治精神应有之义。

　　反对派利用事件再挑社会内斗

　　反对派不乏一些政治大状，不可能不明白“法治”的真正意涵。但是，当检控出来后，其表现令人大开眼界。最离谱者当数公民党梁家杰，他声称特首梁振英故意与候任特首林郑月娥过不去，在她当选后不足24小时就开始行动“撕裂香港”，形容是“最坏开局”，“梁振英睇‘777’唔顺眼，见佢（林郑月娥）话自己咁打得，咪制造啲炸弹畀佢罗！”；民主党何俊仁更称“等咗咁耐先拉，肯定有阴谋”云云。将正常的依法行事说成是“阴谋”，将违法者被检控说成是“被陷害”，这种“党同伐异”以政治立场挂帅的做法，不仅是在践踏法治精神，更是在挑起又一场的社会内斗、是在“伤痕”中再撒盐的行为，绝不能接受。

　　事实上，香港社会尽管存有不同的政治看法，但对“占中”一事却有一致的共识，即违法者必须得到惩处。而市民对“占中”者迟迟未获检控，或者判罚过轻早有微言。据律政司资料，截至2016年8月31日，共有955人因参与“占中”行动被捕，当中起诉有216人，需承担法律后果的只有123人，罪名成立的更只有81人。另据统计，只有不足一半人被判处二日至十个月监禁，其余都是被判罚款、社会服务令或感化令，相比英国、澳洲、新加坡等地在处理违反公众安全和秩序事件手法及判决，香港明显趋于“轻判”。民意已经十分清楚，反对派明知如此，仍然试图利用特首选举后的形势而攻击检控，实际上是在将已经撕裂的社会进一步加剧激化，与他们口中的“弥合裂痕”南辕北辙。口不对心、双重标准、政治意识形态至上，反对派这些恶劣言行，无异于是在反证检控“占中”的必要性。

　　维护法治是团结社会的第一步

　　社会要团结，化解矛盾、增强互信是第一步。而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亦是为数不多的全民共识。因此，若要真正弥合“占中”对社会造成的撕裂，就应当以维护法治去作为基础与平台。而“占中”是撕裂香港社会的元凶，以法治去回应“占中”，是最佳的“愈合剂”。公众记得，2015年1月，也即“占中”结束后一个月，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在法律年度开启礼上明确回应“占中”时指出：“法律在实际运作时，法院只会根据法律及法律的精神断案，并在判案时保持独立，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不论是政府、官方机构、社会大众或社会上任何界别的影响。”他并强调，即使法律程序或因政治理由而引起，法院的功能亦绝非解决政治问题，而是仅就法律问题作出裁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检控“占中”对维护法治的重要意义。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艾米尔（émile Durkheim）有一个著名的理论，法律是团结社会的有效因素。当前香港社会所急切需要做的，就是回到法治的立场，尊重法治、敬畏法律、尊重民意。反对派不应以政治立场去攻击律政司的独立司法决定。正如前日林郑月娥所指出的，根据基本法，检控工作是由律政司独立进行，“修补社会撕裂不等于在法治方面作出妥协，如果有些工作是需要进入检控、起诉，或需要在法庭作个裁决，我们需要尊重这方面的工作”。香港过去已经因“占中”而受到猛烈的冲击，社会已经无法再承受再多一次的撕裂，反对派应当停止这些毫无根据的攻击，端正态度，拿出具体的行动去促进社会的真正团结。

　　林郑月娥当选，各界市民寄予高度期望。她正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修补撕裂、解开郁结”的竞选承诺。

　　然而，团结不可能只由单方面做出，反对派是时候拿出诚意积极回应。毕竟，香港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弥合裂痕不代表可以放弃法治原则，不应该以政治角度判断所有事情。起诉“占中”搞手是弥合裂痕的重要一步。

　　（本文作者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港区上海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