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赤琰
“泛民”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莫过于相信戴耀廷并将其当成政治“智多星”。戴每每有什么“点子”,他们便如获至宝,不假思索全力配合。往往不但未能为“泛民”带来政治好处,反而掉入政治陷阱,难以自拔。
最致命的是戴提出“公民抗命”,并以中环为场地,要他的信徒“占领”中环的金融中心,企图借此打击金融界,对港金融命脉致命一击。戴的想法是,只要搞乱香港金融便可惊动全世界,也给政府一个下马威。但欠缺政治智慧的戴耀廷,不但想得不周全,做法也惹来公愤。说他不周全,是以为中环可任由他“占领”,为所欲为,以为只要他一出手,金融中心便应声垮掉。
至于政治上的正反两种能量对冲,往往取决于谁的力量更大,谁便会占上风。金融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或是银行,经济活动中的买屋供楼、银行存款,港人的利益无处不在,至关重要。但戴搞“公民抗命”所要的是“真普选”。过去,九七前后都没普选行政长官,香港金融运作却可照其成长规律扶摇直上,与有无普选不沾边。在没有说服人相信金融运作和普选有兴衰关系之前,便断然发动“占领中环”,并要搞垮金融中心,只能是妄想。
煽动“抗命”激起民愤
更不智的是,戴对“公民抗命”也一无所知,误套乱用。所谓“公民抗命”,任何利益团体为了争取本身的利益,都有权发动团体成员展开抗命行动。例如飞机师占领机场抗争,合乎“公民抗命”的要求,但若离开机场四出滋事,搞乱整个社会秩序,影响其他公民的生活与利益,那就是作乱,而不是“公民抗命”。“占中三丑”借“公民抗命”为名,其实那是作乱,不是“公民抗命”。结果是错误的概念导致错误的行动,最终误导“占中”。当时,全港支持“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签名运动,有一百八十三万人签名反对“占中”,所谓的“真普选”与“占中”的声势,立刻被正义力量打下去。最后“占中”拖了七十九天,受害的巴士业与的士业申请法庭禁制令,从不法之徒的手上抢回了道路使用权。够讽刺的是,法律学教授想出来的占领道路的点子,竟然被法庭判为非法。这正是戴为其信徒挖了一个大大的政治陷阱。可叹的是,一众“泛民”的大佬,包括李柱铭、梁家杰、何俊仁等也去“占中”,结果都掉进了戴挖下的坑里。
“占中”期间参与的青年学子,在“学联”等的名义下,相信戴的“公民抗命”,执迷不误,最后更以“政治诉求”失败的激进情绪,由推动政制改革转化为“政制革命”,在大专院校酝酿“港独”,进而参与区议会与立法会选举,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在“港独”参选的过程中,戴耀廷再度向“泛民”下指导棋,想出了“雷动计划”,藉以协调“泛民”与“港独”,避免在选区内自相残杀。“泛民”不察,以为戴可驾驭“港独”的青年势力,结果“泛民”却发现戴的“雷动计划”拖累了选情。
据“泛民”估计,丢掉了好几席机会。更糟的是青年学子并不给“泛民”面子,视其为异路人,而自己还被戴的计划染上了“港独”颜色,反悔不及。民主党忙不迭要和“港独”撇清界限,公民党则好似“哑巴吃黄连”,既不敢公开与“港独”党派区隔,又不敢公开接受他们。其尴尬之情是“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这应该是戴设下的第二个陷阱。
试图操控三百选委
经过前两次挖陷阱后,戴耀廷今次又在为下届特首选举挖陷阱,等着“泛民”选委掉下去。日前戴又公开进行政治动员,呼吁三百多名属于“泛民”的选委,采用一个共同的政治诉求,要求特首候选人答应当选后撤销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让被控违反宣誓法规定的四名议员可免被剥夺资格。如果候选人答应,则这三百多名选委便“全票以赴”,推其当特首。
戴的点子出炉后,“泛民”又再度议论纷纷,不置可否,不管支持与否,都已进退维谷。拒绝戴的提议,便会被一众“港独”青年视为政治叛徒;接受提议,又会被广大市民视为支持“港独”。更糟的是,戴的提议已将“泛民”选委置于没有第三个选择的境地。一旦被染上“港独”色彩,今后便会被选民当成“港独”,也把“泛民”的“民主色彩”染上“港独色彩”。末代港督彭定康给“泛民”教的路是:“港独”有害“民主运动”,万万使不得。因为民主选举的香港不会选出破坏“一国两制”的“港独”政府。但若对“港独”不买帐,会被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丑化,面对这批年轻的政治活力旺盛的学运分子,交恶起来后患无穷,想到这一层,“泛民”又提不起勇气声讨戴耀廷。缺乏政治智慧,无法摆脱戴的纠缠之余,一众“泛民”成员只好唯唯诺诺,不情愿却又不自觉地再度掉入戴为他们挖的第三个政治陷阱。
其实,只要眼睛不被蒙蔽,不要被自己的“感情”误事,便可一目了然看清戴的政治算计。戴不但没有智慧,反而是充满政治偏见,一无是处。也正是因为他的政治败相一眼便能看穿,因此才触发“大联盟”发动全港签名运动,反对“占中”。
“大联盟”看到的是民情希望社会安定繁荣,戴不但看不到,反而一厢情愿,主观以为自己的提议可以反转民情,这是专断、独裁,完全不是民主。“泛民”自恃民主,却又不能辨别戴不民主的真面目,这真是民主的大讽刺!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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