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反“港独”入校与国民教育

　　文|周八骏　　

　　“港独”势力将一些不明事理的莘莘学子推到“港独”活动第一线，组成名为“学生动源”的团体，向全香港18区的中学传播“港独”思想。由此，遏制“港独”的斗争由大学、街头、立法会竞选舞台，进一步扩大至中学。

　　特区政府教育局的反应是，一方面指引校董会或法团校董会提醒教师，不能以任何形式宣扬“港独”主张或活动；另一方面，允许中学讨论“港独”问题，而要求教师以基本法为基础，引导学生了解基本法作为香港宪制性文件的重要性，让学生准确认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概念，明白“港独”不符合香港在基本法下的宪制和法律地位，也与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上述立场和安排都对，问题在于，如何取得遏制“港独”向中学渗透的成效。

　　清除毒瘤需国民教育

　　香港是一个信息高度自由流通的城市，如果中学教师只是照本宣科地讲解基本法有关条款，而难以解答甚至无法解答“港独”不断散布的奇谈怪论，那么，引导学生的成效必然存疑。

　　换言之，这一次的基本法教育作为遏制“港独”向中学扩张的武器，需要有新思路和新做法。

　　于是，我想到了两年前被“拒中抗共”势力以一场“准颜色革命”置于死地的国民教育。

　　在香港政治矛盾发展的逻辑链上，国民教育夭折是“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向“港独”演变的重要节点，正是那场“准颜色革命”，既促使香港相当一部分居民在心中与国家彻底分手，又为“拒中抗共”势力在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制发展中竭力争取所谓“真普选”做了思想动员。因此，“解铃还须繫铃人”，开始把“港独”这一政治毒瘤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是那场扼杀国民教育的“准颜色革命”，而今，切除这一毒瘤需要重新推行国民教育。

　　如何重新推行国民教育？不是翻炒两年前政府被迫搁置的那一套课程设置，而是总结教训、与时俱进採取新做法。

　　特区第三届政府制订而留给第四届政府实施的国民教育课程设置，为何被“拒中抗共”势力一冲击就垮？因为，一系列相关人士以及不少教师、家长对待国民教育所介绍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三种偏见和成见。最严重的是“敌视”，其次是或者“疏离”或者“轻视”。一些人同时持有这三种心理和情绪，另一些人则是三者有其一或其二。总之，无论如何，难以或拒绝接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正面的评价。

　　在香港已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背景下，教室里不可能公然诋毁和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又不愿意对其展开基本正面的介绍。于是，国民教育先是一再被人为推迟，不得已而以明显缩水的样子准备面世，最终，在“拒中抗共”势力竭力反对下，一系列相关人士顺水推舟而令其名存实亡。

　　所以，重新推行国民教育必须针对这三种偏见和成见，引导教师、学生和家长真正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从三个系列问题认识香港

　　不妨从解答以下三个系列问题入手。

　　第一个系列问题包括四个具体问题：（1）香港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却为何从1841年开始沦为英国管治？（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欲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却为何不果？（3）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復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不久，通知联合国有关机构将香港从殖民地名单除名，为何联合国照办？（4）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欲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对香港行使主权，却为何不能如愿？

　　第二个系列问题包括两个具体问题：（1）香港回归中国后，为什么要升国旗和奏国歌？国旗和国歌的意义何在？（2）特区护照从哪些地方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回归以来，香港的中国公民在外国如何受到国家的保护？

　　第三个系列问题也包括两个具体问题：（1）香港依赖国家是不是仅仅因为香港稀缺自然资源？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香港经济为何与内地经济形成一体化趋势？（2）香港青年的升学、就业和置业等问题能够局限于香港弹丸之地解决吗？

　　这三个系列问题，不仅中学生，而且香港成年人都应当深入研讨，展开辩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偏见和成见终归站不住脚。诚然，在中学生中间讨论这三个系列问题，需要针对他们的特点，凡是可以引证实例的，尽量以实例与道理相结合。

　　如同在推动经济转型上特区政府必须破除“积极不干预主义”束缚，在推行国民教育上特区政府必须打破“洗脑”的禁忌。推行国民教育，不禁止“拒中抗共”势力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不禁止香港某些媒体继续发表对国家的片面报道和负面评论，何来“洗脑”？

　　眼下香港，能提供上述三个系列问题的实事求是答案的机构不多，需要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中坚力量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