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庸：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的背后

　　文|钱志庸

　　本月初，加拿大联合记者会上，加拿大新闻网站IPolitics记者康诺利，对加拿大外长狄翁提问：“为何加拿大要与人权问题受到关注的中国保持更紧密合作关系？加拿大应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狄翁回答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当面训斥记者的提问毫无根据，充满了对中国的傲慢和偏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加国总理杜鲁多之后向中国外长与中国驻加大使表示不满，他鼓励传媒要继续提出尖锐的问题，因为言论自由不容践踏。

　　别对中国评头论足

　　王毅训斥记者的行为被某些人批评为“失仪”及“失格”，笔者不以为然。一方面，加拿大记者的提问对象是狄翁，王毅没有打断记者的问题，亦耐心静待狄翁回答后才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发表意见，已经充分展现出外长应有的风范，何来失仪之说？另一方面，王毅是受邀来到加拿大参与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加拿大记者却于记者会上企图令中国难堪，难道王毅作为客人受到这种对待是理所当然？笔者认为，是非对错已经昭然若揭，那些对王毅的指摘纯属吹毛求疵。

　　其次，王毅之所以抨击加拿大记者，是源于记者所问的问题不合逻辑。中国的人权状况属于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所以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中国的文化向来倾向保守及忍耐，官方通常只会在美国发表人权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作出回应，但很少会有官员在国际场合主动回应对中国的批评。由此可见，今次王毅是有备而来的。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他要藉此向外界表明中国政府不再采取被动的立场，警告各国不要因为中国人民谦逊和沉默等美德而对中国国内事务无休止地评头论足。

　　而加拿大记者引用李波事件来说明中国的人权问题更是失当。李波事件早已告一段落，从法律角度而言，中国政府并无触犯任何内地及香港的法律。加拿大记者无视法律的要求，并且故意将人权问题与李波事件相提并论，提出的问题非常幼稚。有媒体以“新闻自由”为加拿大记者辩护，认为王毅的回应侵犯了新闻自由。记者报道的宗旨向来是披露事实的真相，但现在加拿大记者依据李波事件对中国作出没有法律依据的指控，有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嫌疑，其职业操守实在令人怀疑。

　　至于记者提及的人权问题的其他方面，她的指摘亦有失偏颇。首先，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水准和国际政治地位上有着较大差别，对人权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各异的文化背景也可能产生对人权的不同解读。中国文化中有比较强的集体主义意识，提倡集体优先于个体，义务优先于权利。此外，《论语》中蕴含着“先富后教”的思想，说明儒家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权重排序是非常明确的，即应该在保证人民生存权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发展。

　　反观记者的提问，实际上是在用西方的人权标准评价中国的人权事件。前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曾谈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无端攻击别国，将本国和某一地区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别国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是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笔者认为，这次的提问是西方价值体系对中国发起的又一次态度蛮横的攻击，也无怪乎外长王毅直斥记者的提问。

　　一些港人忘恩负义

　　除此之外，一些港人利用王毅的回应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他们声称中国在外交上强硬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中国将不贯彻“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从回归后近20年的发展历程看，这种担忧似乎有些多馀。经济方面，传统基金会连续21年将本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法治方面，在《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香港的司法独立情况在全球约140个司法管辖区中排名第四。从这些排名可以看出，“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良好，香港引以为傲的经济竞争力与法律制度在这十九年间并没有重大改变。

　　笔者提醒这些港人不要“输打赢要”，敌视中央政府为香港制定的所有政策，认为中央政府侵入了香港政府的管治，严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可是，君不见两地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香港经济带来了丰厚利益及发展机遇吗？或许因为这类型的“入侵”对香港的发展大有裨益，所以并没有港人大力反对这些对香港百利而无一害的政策。再举一个体现港人矛盾反应的例子，2003年沙士重创香港经济，中央政府于同年立刻开放自由行，使香港经济复苏。十三年过后，部分港人却不遗馀力地批评自由行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这些港人选择性地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能正视多年来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庇佑和给香港带来的好处，这些行为近乎忘恩负义，笔者不敢苟同。总的来说，王毅怒斥加拿大记者的举动是一次扬眉吐气、义正词严的回应。中加外长会晤的主要目的是商讨中加两国如何通过在各个范畴的商贸合作，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那么，中加两国应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集中讨论相关议题。加拿大记者转移视线，提问人权等敏感话题，只会抹杀两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成果，笔者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