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把握“一带一路” 规划香港未来

　　文|孔永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今日莅临香港，开始一连三天的视察行程，包括出席明日的重头戏“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系，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与调整都影响世界经济格局。香港是国际都市，我们更要密切留意“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政策细节及预计风险，从多方面仔细分析未来三至五年“一带一路”对香港经济的影响。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现时，一些人对“一带一路”的概念感到模糊。笔者认为，这与“一带一路”本身可跨越文化、社会、宗教、科技及经济等多个领域，以及世界经济不断变化有关。单从经济层面看，“一带一路”可以涉及金融、贸易、基建、能源、交通、农业及法律等不同领域。当中，各领域可以有政府的工作、民间的合作、企业的互动。过程中又可再分为短期、中期及长期关系。有学者曾细心观察，中国在涵盖的六十多个国家及地区中各自有不同战略定位，例如：在中亚地区重视能源及经济贸易；在欧洲地区重视科技文教。从这角度看，我们不单要留意“一带一路”的具体内容，同时亦要透彻认识香港本身的独特经济结构、社会资本及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各种市场商品或服务，在不断改变的开放式环境下尽量寻找较适合香港未来发展的立足点，最终令香港市民的生活进一步改善。

　　凭着上一辈的辛勤工作及努力，香港在不少经济指标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水平。但另一方面，香港城市发展同时面临不少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背景下，笔者认为香港可以尝试将“一带一路”与“智慧城市”两大概念结合，开拓“一带一路”的世界经济潜力时也要改善本地居民的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及工商等活动。最近，公共领域上已有不少文章从经贸合同、货币结算、法律服务等多方面分析香港在“一带一路”的作用及角色。相对而言，人们甚少将“一带一路”与“智慧城市”相提并论。笔者认为，香港可以尝试从“智慧城市”的角度探讨香港在“一带一路”的定位，从而探索未来发展趋向。

　　“智慧城市”是什么？意大利经济学者Annalisa Cocchia指出，学术界内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追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早期的讨论基本上与互联网普及有关。一些更直接以“电子城市”或“数据城市”突出科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1994年，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全欧洲第一个推行“电子城市”的地方。近年来，世界不少地方都积极制定“智慧城市”或“数码城市”的相关政策。例如，2009年韩国仁川市提出《绿色IT国家战略》，重点在医疗及教育上运用新科技。市民不用亲赴医院，医生亦可通过专门器材了解病人体温等基本情况。同年，英国亦推行《数码英国》计划，在伦敦市区内加建智能供热、天然采光等装置，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及加强空气流通。现时，韩国、英国及荷兰等国家都对“一带一路”持积极态度。香港早具备国际交流的基础，不少跨国公司及中小企业可以考虑与外地或内地的企业共同合作、开拓商机。在互动交流中，香港企业也可尝试将有关新科技在香港实践，从而提高现时本地市民在医疗、住屋环境或购物等各环节的生活水平。

　　“智慧城市”的潜在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智慧城市”除了重视经济效益外，也强调伦理价值及社会生态，新科技的运用不能破坏生态或令社会生活愈来愈混乱。有学者曾比较微信（wechat）与脸谱（facebook）两种社交媒体的差异。微信除了通讯外亦可处理衣食住行等服务，是生活的工具。脸谱则在虚拟的网络上抒发个人情感或经历，建构另一个“世界”。由于脸谱对个人身份没有严格规定，不少人可以在脸谱平台上不断发布虚假或负面信息，结果很容易让个人的劣根性甚至邪恶的念头释放出来，或成为恶意攻击他人的工具。但微信内通到类似情况可以举报，有关内容及相关讨论马上取消。相反，脸谱上仍然可以不断发酵、转送文章，即使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仍可存在。读者可以比较两者的优劣，以及其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Max Weber曾对“城市”的特质有明确区分。城市并不只是以人口或规模划分，重点是具备商贸市场的元素。当中，城市可分为“消费”、“生产”及“商业”三种类型。城市的政治不是“建国”，而是以行政的概念辅助市民进行商业活动，保障个人权益。回归后，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现在，我们也可以透过“一带一路”及“智慧城市”等概念重新思考香港未来发展的定位。笔者认为，香港以消费式商业服务业为主。无论香港的经济是否需要转型，研究人员都需要探索如何利用高科技作未来规划，提供一个安全、环保、节能、智能及便捷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