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港独”

        文|杨坚

　　“旺角暴乱”之后，香港政坛呈现两种倾向：一、反对派阵营趋于更加激进；二、建制派阵营反对“去中国化”和“港独”，及希望政治形势能趋于缓和。

　　对于“本土主义”，建制派不同政治团体、政治人物的态度是差异的。在香港政治光谱中靠近“中间”的若干建制派政治团体，以及同“九七”前联系深刻的建制派政治人物，认同“本土意识”而反对把“本土主义”引向“去中国化”和“港独”；即使爱国爱港中坚团体内部，也有些人持“本土主义”应与“去中国化”、“港独”相区别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如果时间倒退5年即2011年，那么是可以成立的。问题是，经过2012年以来反对派一系列言行的推动，今天，“本土主义”同“去中国化”和“港独”已无法切割。再视它们为不同，纯属意愿而不切实际。

　　“本土”“港独”无法切割

　　相信“本土主义”可以同“去中国化”和“港独”相区别人士，说得更明白一些，是因为相信可以在“本土主义”基础上建立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的交集。因为建制派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在不同程度上是“既得利益者”，所以，面对“旺角暴乱”加剧管治和施政困难、加剧社会动荡时，希望政治形势趋于缓和的情绪在建制派中间蔓延。

　　这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淡化“旺角暴乱”的意义和影响；一是散布中央希望香港政局缓和论。关于第一点，有人归因警方缺乏相关情报而疏于防范，具体而言，是2月8日晚在旺角执勤的警力太少，言外之意，如果情报灵、警员足则可遏止暴乱于萌芽。关于第二点，有些人称，今年3月两会期间中央要求香港政局缓和，嗣后，特区政府采取相应举措，例如，主动邀请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商讨立法会馀下会期议程调整；最新事例是，4月8日财政司司长在官邸宴请民主党领导层。

　　建制派，尤其特区政府管治班子，承担香港管治和建设的重任，政治策略需要灵活多样。但是，与对待“本土主义”存在着过时观点一脉相承；对于如何缓和政治形势，建制派中若干政治团体、政治人物，以为避免言语刺激或者推动主动社交，就能够争取反对派中偏离最极端的若干政治团体、政治人物改变立场和观点。

　　然而，这是一厢情愿。从“占中”到“旺角暴乱”；从2012年前在反对派组织的示威游行中出现零星的英国国旗、港英旗和“港独”口号，到“占中”以来本土激进分离团体冒起，“本土主义”已和“去中国化”、“港独”结盟。

　　最近公然以“香港共和国”为目标的香港民族党面世，以及为“港独”推波助澜的电影《十年》荣膺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桂冠等等，反映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不断被“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所推动，整个反对派阵营愈趋极端。彷佛物理学的运动规律不依人类主观愿望而改变，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演变，也遵循不依香港社会任何阶级、阶层、界别和任何政治力量的愿望而改变的客观规律。

　　就在这时，4月8日，英国外相夏文达（Philip Hammond）莅临香港。逗留一天，行色匆匆。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夏文达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讨论香港前途时，英国已认定“港独”不是实际选择（independent is not practical option）；但他以为，今天香港出现关于“港独”的讨论，是因为关于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被否决；期望尽快重启政改，令激进的市民可以重回实际、主流的想法。夏文达强调“一国两制”是对香港、英国和中国都有利的正确选择。关于2047年后“一国两制”应否延续，他称“言之尚早”（far into the future）。

　　建制派需统一认识

　　这是英国外相近5年来第一次访问香港，反映唐宁街10号重视香港政治社会最新情势，欲为香港政局发展方向确定务实的基调，以维护英国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问题是，今天香港的反对派无论“占中”前已出现的还是“占中”所催生的，都已陷入“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的泥沼而无法自拔。即使反对派传统政治团体中仍有人欲跟从伦敦，但已受其年轻激进同僚挟持欲罢不得。“占中”所催生的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则对大英帝国不存希望。

　　在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前，反对派将保持激进和极端，变化的动因是立法会竞选结果。反对派如果取得更多选票和议席，他们会在激进和极端路上走下去。反之，则会进一步分裂，若干反对派传统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可能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分道扬镳。

　　唯有反对派遭遇挫败，“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思潮和行为才能被有效遏制，进而，香港社会才可望重现稳定，下一届政府才可望比较有效地进行管治和施政。

　　吊诡的是，建制派在对待“本土主义”与缓和政治形势上取态如继续分歧，则今年9月立法会选情不容乐观，香港政局将更加错综复杂。爱国爱港阵营中坚力量，务必认清形势，旗帜鲜明地反对“港独”，旗帜鲜明地支持香港融入国家主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