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瑞：辨清“本土”真义 认清“港独”本质

　　文|马明瑞

　　为掌握足够的政治话语权，对政治概念进行重新包装定义，是香港反对派惯用的手段。从早年的“普选”、“爱国”等概念，到近期的“本土”一词，屡试不爽。在反对派通过各种手段，将“本土”塑造是政治对抗的“理论本源”、“行动纲领”，乃至于“精神归宿”，并以此来达到迷惑公众之目的。然而，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足够的历史背景与事实依据作为依托，反对派这种“重新造词运动”的“努力”，不可避免会面临如何继续编造谎话以掩盖论述困境的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反对派极力试图建构的“本土话语体系”中，至今仍旧无法将“本土”作出清晰的定义，整体上杂乱无章。到底“本土”是何意？内涵如何？“本土”与“本土意识”、“主体意识”又有何不同？不论是反对派阵营中的大学学者，还是分散在各大小网站的“键盘战士”，至今没有人能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阐释。

　　于是乎，公众看到一个奇景：不同的反对派组织，都有各自的“本土”论述；不同的论述，又各自“打架”；即有主张“排外”的“本土”，又有主张“包容”的“本土”，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说“本土”正在被反对派尝试“重新塑造”的话，那么显然这种做法是失败的，因为它无法起到真正团结反对派阵营的目的。正如反对派人人声称要追求“民主”，但道路可谓南辕北辙，内部又四分五裂。

　　“本土”与“文化”一词有高度的相近性，即本身是“中性”的，没有褒贬之别，但加上不同的“定语”之后，才分出意识形态来。而不论历史还是各种学说上，“本土”从来都不是一个专有的政治词语，更与极端主义沾不上边。长期以来，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亦可以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可以是一种与“国际”、“现代”对立的“保守”性词语，亦可以是被贬低的“乡土”替名词。

　　在西方如美国的政治学语境中，“本土”意即“本地”，“本土化”即“本地化”，例如美国人对印地安人进行的“本土化”政策。因为在美国，只有印第安人才算得上真正的“本地土族”，因此，没有美国人会将“本土”视作是一种政治权力的主张，即便是南方追求自治的州份，也绝不会有这种政治要求。

　　而当前香港反对派这些“本土”论述最犯驳之处在于，所有人都非“土着”，绝大多数来自于祖国母体，又兼持各种各样的外国护照，那么，到底这种“本土”是要追求并保护谁的利益？是新界原居民的利益，还是诸如公民党手持外国护照大状们的利益？如果连“本土”都无法厘清的话，只是笼统地称作“本土”即“我城”；“我城”即“本港”……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说服人之处。

　　对于香港市民而言，“本土”一词原非贬意，更不代表极端，恰恰相反，它所反映的是人在自身成长、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对地域、文化的热爱，所代表的是“归属”、“认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并无掺杂其他政治意识形态。

　　但被别有用心的反对派政客看中，“本土”逐渐演变成排外的“本土主义”、对抗中央政府的极端思想；但凡一种名词加上“主义”，便会被赋予高度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当“本土主义”不够用、不足以满足极端反对派势力的政治对抗需要之时，逐渐又出现“香港主体意识”之说，以至“香港独立”的违法政治主张。由“主义”变成“意识”再到“独立”，显而易见，当中已经离真正的“本土”十万八千里。

　　眼前被公众谈论得最多的所谓“本土主义”，已远非这种朴素的“本土情怀”，在一些别有用心政客的摆弄下，已成为撕裂社会、破坏和谐、挑战“一国两制”、损害香港整体利益的极端性政治意识形态。从较早时的“驱蝗”到“反水客”，从挥动“龙狮旗”到高叫“港独”口号，从“香港独立党”的成立到立法会外的纵火爆炸案，无一不是打着“本土”旗号。事实就是，反对派所主张的“本土主义”已沦为极端、违法、祸害的代名词。

　　所以说，反对派极力试图重新包装“本土”的“努力”，已无法经得起任何符合逻辑的推敲。在大多数香港市民眼中，“本土”仍然是向来的意涵，是代表对自己生活土地的认同、代表香港成功的各种要素如开放包容团结等等。这些核心思想与“极端本土主义”、与“港独”言行，岂能等而论之。

　　建制派曾认为目前已经失去“本土”的话语权，处于“失语”之境地，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尽管在一些政治场合中“本土”仍然是被反对派高谈阔论的主题，甚至在可见的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本土政纲”、“本土议题”仍然是焦点，但当这些抽象的概念被套在了极端的政治主张之后，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是不认同这就代表“本土”，甚至会认为这是“反本土”、侵蚀香港市民利益的行为。

　　近期的一些事态发展也在证明，公众正重新审视反对派口中的“本土”意涵，辨清“本土”的真义，同时认清极端“本土”的“港独”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