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需反制极端“本土主义”

　　文|刘兆佳

　　过去几年，香港出现了各种各样被笼统冠以“本土主义”之名的激进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在香港社会绝非主流观点，但少数思想狭隘、行为偏激的知识分子、年轻人和反对派人士却喜欢打着“本土主义”的旗号进行政治动员，做出激烈言行，包括出位的动作和冲击行动，今年农历年初一晚上爆发的旺角暴乱正是由极端本土组织所策动。反对派政团的逢迎和“反共”媒体的渲染则助其取得政治影响力，从而显着扩大香港的社会分化、政治对立和争斗，危害了香港的治安，加剧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困难，毒化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对香港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并让外部势力有机会在香港兴风作浪。

　　狭隘激进民粹

　　随着国家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内地与香港的发展差距会不断缩小，内地对香港的影响会不断增加，香港对内地的依赖则持续增大，香港对西方的重要性也会不断下降，这是未来的大趋势，也对“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和香港的稳定和发展有利。然而，香港有不少人基于其对内地的优越感和一些挥之不去的“反共”意识，对这个大势感到不安和焦虑。

　　某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和组织利用这种不安和焦虑，加紧拼凑、炮制狭隘激进的“本土主义”，极力散播社会对立和仇恨，鼓动抗拒中央、对抗特区政府、排斥内地以及鼓吹分离，并向极端、非理性和暴力活动方向越滑越远，这绝非香港广大市民所能接受。香港市民越来越清楚认识到它对香港和国家带来的恶果，反对和抵制狭隘激进“本土主义”的声音和力量正在增强。

　　归结起来，香港极端“本土派”鼓吹的“本土主义”有五大乖张之处：一是对“香港价值观”和体制过度美化和理想化，以至于不加区分地把殖民管治的一切都当作“先进”的“遗产”而极尽赞誉和颂扬；二是无限放大香港现存问题，认定回归后的香港在各方面都走向衰败和倒退，鼓噪“今不如昔”；三是对内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发展持负面和轻蔑的傲慢心态。断定香港正在走向“大陆化”，先进的香港正不断受到落后的内地从文化、制度、生活方式和语言的侵蚀。固执地认为中央有意以内地模式为蓝本彻底改造香港，因此香港的独特性和“一国两制”迟早不保；四是认为香港的“国际性”和国际地位不断下降，迟早其国际地位与内地城市无异；五是断定香港的利益与内地和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在一些方面更是尖鋭对立，散布香港人的利益越来越被内地同胞所蚕食或剥夺的言论。

　　五大乖张言行

　　在这些傲慢、不安、悲观、忧虑、愤怒、焦灼、恐惧、惶惑和躁动等混杂情绪牵引下，狭隘激进“本土主义”逐渐充斥“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元素。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多将香港与内地、与国家、与中央对立起来，叫嚷要在香港实施“去中国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民教育，抗拒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不支持任何方式的“去殖民化”，不赞成在学校推广普通话，反对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融合，要求特区政府施政以“港人优先”为原则，要求以西方选举模式而非按基本法规定实施普选，从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角度理解“一国两制”，不承认中央在“一国两制”下所拥有的权力和职责，摆脱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否定香港人乃中国人的身份，鼓吹“香港独立”，主张藉助外部势力来抗衡中央政府，反对香港参与国家的五年规划和反对在香港高铁站内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等等，不一而足。

　　背离主流价值

　　狭隘激进“本土主义”的出现让本已分化的香港社会进一步走向对立。香港的建制派和绝大部分香港市民不认同极端“本土派”的主张，特别是他们否认中国人身份、将“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以及鼓吹“香港独立”的论调。同时，狭隘激进“本土主义”也促使了反对派的分化，出现温和和激进两种反对势力。但总体是将反对派引领到更激进的方向。因此，香港在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上进展缓慢，香港不能有效和快速地分享国家发展的红利，以及对国家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狭隘激进“本土主义”已经引起了一些外部力量的关注，美国和台湾的一些政治势力对其给予各式各样的鼓励和支持，目的是让香港为国家制造麻烦，并让香港成为遏阻中国崛起的一个障碍。从这个角度看，狭隘激进“本土主义”尤其是其“港独”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

　　旺角暴乱事件发生后，广大香港市民对极端“本土派”同声谴责，对狭隘激进“本土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看得更加清楚，也越来越了解到极端“本土派”给香港带来的祸害，认识到狭隘激进“本土主义”是香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逆流”，需要进行反制和抵制。历史终将证明，狭隘激进的“本土主义”只不过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逆潮流而动的一段“小插曲”而已。（本文摘自三月号紫荆杂志，略有删节）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