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积极稳妥 标本兼治

　　文|周八骏

　　2010年上半年，我接受了一项关于香港社会管理的研究课题，委托方没有说明任何意图，但我理解，他们是期望我能给予关于香港社会管理成功经验的总结。

　　然而，我的研究结论是——

　　“从1967年社会动荡结束至1997年回归祖国约30年，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经济政治社会转变最显着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香港社会管理，为1997年7月1日成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管理，既留下架构和经验，也造成问题和困难。”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是香港自1841年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意味着香港社会和社会管理将发生具根本性质的变迁。然而，由于港英当局制造的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也由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缺乏成功先例可资借鉴，香港回归近13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遭遇空前的挑战和考验。”“经济转型蹉跎，政治矛盾激化，特区政府管治和施政失误频仍，使香港社会管理系统呈现明显失衡。”“近3年来，从保卫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到反对兴建广(州)深(圳)(香)港城际高速铁路香港段，香港一部分居民借助互联网全新社会联系和动员方式，向以特区政府为中心的香港社会管理架构发起一次又一次冲击。必须重视的是，一些‘80后’青年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被反对派利用来挑战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阻挠香港政制循序渐进。”“为了香港长治久安，政治转变一定要成功，经济转型一定要实现，社会进步一定要达至，相应地，社会管理必须全面改革。”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而今，以“占中”“旺角暴乱”等事件为标志，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尤其，“旺角暴乱”令香港舆论重提1966年和1967年的社会动荡，证明我在6年前的研究结论是成立的。

　　在6年前的研究中，我对“社会管理”做了如下界定——

　　“社会管理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社会结构本身的运作，一是政府对社会结构的调控亦即社会管理架构及其运作。二者既区别又联系，构成社会管理系统。”“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社会形态，由家庭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多重结构组成。社会结构取决于或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受制于其他社会制度(如教育制度、税收制度等等)以及政府的政策(如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等等)。”“政府有特定政策措施来建立、调整或改革社会管理架构，并以其他政策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结构。”

　　始于2013年上半年的“占中”运动、包括2014年9月至12月持续79天的占领行动直接反映香港政治基本矛盾，间接反映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最近，“旺角暴乱”的本质仍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同时，对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折射较“占中”更明显。

　　反对派将“旺角暴乱”归咎本届政府管治和施政。在立法会有议席的反对派政治团体顾及选票，不得不对“旺角暴乱”表示谴责，但是，以“官逼民反”为藉口，攻击行政长官。没有选票顾虑的反对派文人则开始抛出关于特区政治制度仍是“殖民专制”的新观点，既为“旺角暴乱”披上“正义”的外衣，又为“港独”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事实是，今天香港面对政治经济社会错综复杂深刻矛盾，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6年前，香港已然面对收入分配结构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和就业结构的青少年结构性失业问题。假如特区第三届政府能够切实推动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今天香港经济社会问题不至于如斯严重。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是，香港社会各界必须明白香港已走到“浴火重生”的十字路口，既不能继续旁徨和徘徊，更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谋划长远以提振人心

　　本届政府馀下任期无多，更必须敢于担当。“旺角暴乱”发生后，若干身居建制高位者强调暴乱系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为，与管治无关。其苦衷不难理解;所说不错但是不够全面。应当指出，香港的管治架构出了问题，最大问题是反对派导致立法与行政关系濒临破裂。应当承认，管治班子的决策能力有提高馀地，若干政策不够接“地气”，处理若干政策议题不够果断。唯此，方能争取香港大多数居民理解，粉碎反对派“借祸于人”之图谋。

　　香港社会已然陷于动荡，当务之急是尽可能稳定大局。必须坚决谴责和遏制暴力，必须坚决谴责和遏制“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同时，施政仍须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重点。

　　经济和民生问题均属“积重难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需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踏实。公共政策措施既要“治标”——令人耳目一新以收提振人心之效，又要“治本”——精心谋划长远，并且深耕细作。这是对本届政府馀下任期的期盼，更是对下任行政长官和下届政府的期望。

　　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