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赤琰：勿迷信“本民前”的“异化行为”

　　文|郑赤琰

　　今次在新界东的立法会补选，代表公民党的杨岳桥以16万多选票胜出，多出民建联的周浩鼎一万多票，后者的得票为15万多。这个选举结果也标志着选举主轴以一贯的“泛民”对建制之争，这次也不例外。可是舆论界却把见惯了不当一回事，反而对代表“本土民主前线”(简称“本民前”)的梁天琦当?奇闻大事炒作，尤其是把梁的政治主张及其政治行动(主张“港人自主”与参与旺角暴乱正被起诉)当成大祸临头来论述，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推论为是第三势力的崛起。

　　这个被炒作起来的“奇闻”说明了，媒体反覆的新闻炒作，其实是在为“本民前”“占中”“雨伞革命”“鱼蛋革命”推波助澜。至于这连串的破坏公共秩序，挑战法治的暴力行动，以及“港人自主”甚至“独立”的政治主张，能否在香港有生存的空间，却不经过大脑去思索，以讹传讹，要不得。

　　媒体炒作以讹传讹

　　这种奇闻炒作无异在迷信“异化行为”(Variant behaviour)是“正常行为”(Normal behaviour)，把“次文化行为”(Sub-cultural behaviour)当成正常的文化行为。不错，任何社会都有这种人、这种行为，但这种人、这种行为在任何社会都会一晃即逝，不可能变成社会的主流行为，否则这个社会便会自取灭亡。法国社会学大师 Durkheim指出，人有自杀的冲动，即使是“自杀”在今天文明的主流社会连自杀也被列为犯法的罪行，更何况自己有自杀的冲动而转化为发动社会暴乱，更是不容于法治社会。权威社会学家维柏(M. Weber)的研究也早已指出，国家之所以赋予最高无上的统治权威，其核心价值正是维持一个社会的主流正常生活，排斥“次文化行为”的危害。

　　香港无论是在港英殖民地时代，或是97主权回归的现在，都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任何人企图采取暴力血腥手段来达到目标，都是挑战国家主权的不法行为，更何况暴力不容于主流社会的“次文化行为”!是“自杀”的“异化行为”。认清了这点，便明白到任何的暴力冲动以及违宪的“港人自主”的政治行径，都不值一道，正如见人自杀不值一道，否则便会沦为助长自杀了。

　　撇开其政治行为以及“港人自主”不论，以6万6千多选票来论，也不是新鲜的事。有密切观察“泛民”政情者都会留意到，自公民党掀起五区公投以来，“泛民”已趋向两极化，一是以公民党与社民连为一边的走向激烈路线，一是以民主党与民协为一边的仍维持温和的路线，后来前者受到青年学运声援，对后者进行扑灭性的打压，尤其是在选举中，更是百般加以丑化，惟求将其架空、失去选票。到了“占中”或“雨伞革命”，以学民思潮与学联为首的社会运动，进一步挑战法治，趋向暴力。到了旺角暴乱，已是打正旗号不惜以暴力争取“港独”或“港人自主”。这一来，连公民党也面临选择，要嘛跟随暴力，要嘛走回温和路线，重新与民主党协作稳住“泛民”的温和政治路线。

　　今次新东的补选，公民党决定派杨岳桥守住新东的议席，而且取得民主党的合作，甚至取得社民连部分成员的协调，下定决心对抗“本民前”的候选人梁天琦，并且在竞选中否定梁天琦的暴力行为。最后终于击退梁天琦的威胁，以16万对6万的多数让杨岳桥当选。

　　这个选举结果，认真分析，当可看到梁天琦的六万多选票是来自“泛民”分化后的激进一派的选票，尤其是以黄毓民为首的政治势力，更是将旺角袭警暴力视为“社会正义”来追捧，黄在选后甚至放出风声，要在九月退出其九龙西的选举，言下之意让激进“本民前”接上九龙西的选举，他则从旁助选。由此可见“本民前”的梁天琦所获六万多票，不是从建制派手中抢来的，也不是从公民党、民主党手中抢来的，而是从“泛民”激进派过档来的。

　　由此也可见，从“泛民”分化出来的激进势力，自“占中”或“雨伞革命”以来，已进一步激化到制造旺角暴乱，甚至还出现有进一步化身到“本土自主”的趋向。这些激进势力，走到新东补选这一步，说明其既不能淘汰“泛民”温和派，更无可能从建制手中抢票。即使在九月立法会选举，有可能在五区都提名参选，但顶多也只能像社民连与人民力量那样，只能在立法会抢到三两席，哪怕是五区都有人当选，正如梁天琦所言，会用五区当选的议席重施“五区公投”的故技，也只会重蹈公民党与社民连“五区公投”的覆辙(再度分裂)。

　　“分离势力”必将边缘化

　　再进一步来说，即使这类暴力行动继续在旺角或其他地方发生，也只会受到警方严厉打击，相信警方也不会无能到再被捱打，最后也只会落到“占中”与“雨伞革命”那样知难而退。至于淘汰“泛民”温和派的企图，也只会落得像黄毓民在“泛民”那样被边缘化。黄毓民在社民连无所作为，退而另立门户，与陈伟业为首搞了个人民力量，现在却又想埋身到“本民前”，真是每况愈下，始终淘汰不了“泛民”温和派，反而把自己愈搞愈冲动，在街头为暴力推波助澜，在立法会搞语言暴力与“拉布”，在“泛民”内搞批斗，在社民连内搞分裂。最终将本土带到什么境地，不是昭然若揭吗?

　　炒作“本民前”奇闻者还提出另一个论调，指旺角暴乱是源于梁振英管治失当，这论调也是太扯淡了。就以“鱼蛋革命”来说，警察抓无牌小贩早已源自港英管治时代，不是梁振英首创，何况取缔无牌小贩是基于食物卫生的考虑，让无牌贩卖泛滥，对有牌贩卖要缴租水电也不是公平的。坚持无牌为正义，有牌的正义又怎样交代?另外，就以“本土自主”的政治诉求来看，他们要的无论是“港人自主”或“港独”，要害是脱离中国的主权，或是修宪，这些要求都不是特区行政首长权力范围的事，他作不了主，和其管治又有何关?因此把旺角暴乱归咎于梁振英管治失当，实风马牛不相及，是他们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