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赤琰
彭定康近日在评论网站“Project syndicate”撰文,诬指特区政府在“雨伞革命”后,在北京的指使下对大学作出“惩罚”(brought to heel)“急急挑起事端”,形容“本港的大学自主及言论自由正受威胁。”在文中,彭定康甚至还借题发挥,以其一贯爱“搞事”的脾性,指“香港与内地的大学正受到专制政府威胁自主和自由”云云。
为乱港不择手段
首先得指出的一点是,彭定康的政治言行,在其本国保守党内也属于偏激,甚至在保守党国会大选大胜的情况下,他却在其选区落败。在其任末代港督时,正值中英谈判过程,专业负责中国外交关系的“中国通”和外交官都认同,在九七主权回归前将本港制度原封不动过渡到九七政权移交,让香港政制可以坐“直通车”在九七后维持不变。而中国也将“一国两制”的原则写入《基本法》。可是彭上任后,和英国外交官大唱反调,首先偷步将立法局的功能选举的选民基础,扩大到变相的全面直选,因而导致立法局无法“坐直通车”过渡到九七后。令到回归前一晚,中央被迫在深圳召开九七后第一届立法会会议,以通过最基本的重大法案,否则特区便会出现一个法律空窗期。由此可见彭定康这人生性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以搞事生非为其能事!
了解到其为人如此,也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他会在激进撕裂香港的关键期,又胡议“香港大学自主与言论自由”。因为他“见猎心喜”,看到本港少数学生居然天不怕地不怕,敢在各院校施展非常手法,如像港大那样用暴力冲击校长与校务委员,如参与社会暴力政治行动等,这和他当年出任港督时唯恐香港不乱的“心愿”不谋而合,因而也就忍不住手痒,急急撰文声援颠倒黑白的“大学自主”与“言论自由”,甚至还借这机会提醒港生,要串联内地大学生向他们的大学造反,希望再度借大学生的政治运动掀起“天安门第二”;在其文章中还不忘呼吁西方政府好好准备起来,支持学生打倒他们的政府。
彭是个性急而头脑简单的人。他出任港督时,可以不顾英国专业外交官对中国政情的专业判断胡作非为,结果在任内破坏有馀建设欠奉。这番撰文大谈大学生革命,只能说是反映了他的政治主观愿望,是要中国和香港大乱,而罔顾香港与内地大学的客观现实。
笔者作为一个在香港大学教书四十年,专研殖民地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学者,一直密切关注“一国两制”、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国外交。笔者观察到香港大学内近年连串“学运”名不副实。像鼓吹“真普选”而发动的“占中/雨伞革命”,学联以代表九间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发动大学生上街参与“革命”,但是长达七十九天的街头行动,真正参与的大学生不到九间院校学生总数的2%。学联也呼吁全港大学罢课,第一天在中大“百万大道”的誓师大会上,连外来非学生的社运代表,不过一万两千人。之后围在政总的罢课人数,不过两至三千人。又,在港大为反对校务委员会有关副校长人选的会议所集中的人数,不过三两百人(还有公民党的数名党要),接着举行的校友学生教职员“公投”反对李国章,不过四千人左右。所有这些参与抗争的人数,不过是这些群体总人数的2%-3%。
“伪议题”乏人响应
为什么学联与各大专学生会的“革命”行动,只能号召到极少数学生参与?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提出的抗争议题都是“假议题”!像“真普选”,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真普选”的模式。联合国也定不出这样一个“真普选”的标准。可见“真普选”也者,十足的“假议题”叫人如何支持!接着提出的废校监破坏大学自主,也是“假议题”!校监由港督年代持续百多年,如果港大因而被破坏了“自主权”,又从何能提升到今天港大的学术地位?九七后在“一国两制”下,大学的运作由校监到校长、再到校务委员会,到院校人事,学生组织,全套一成不变,只凭一个校监不再是“港督”而是“特首”,便把大学自主连根拔起?从何说起?更何况“校务自主”的真义,是大学由学生招收、教授招聘,到院校行政人员的聘用、校长的聘请、全校经费的分配等等,都早遵循整体大学制度下的固定运作,谁也不能插手。教授聘请公开透明,都由院系自主;校长、院长等重大职位,也由制度决定,不是由某人决定。说到学术研究,从学者的研究能力到出版评审,都有一套公认而完整的制度,连校长、院长与系主任都无法插手干预,这便是大学自主的真相。单凭几个学生与教授出来叫嚣,便说大学自主受到校监破坏?又是十足的“假议题”,因为完全不符合自主本义,也不符合事实。
必须指出的全球客观事实是,社会制度到意识形态都无可能统一,因而有社会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思想自由化。大学的学术自由,不存在不被干预的意识形态的教与学的自由、与大学自主。每个国家民族有其文化特色与思想体系,大学是培养国家人才的重地,维护自己的文化与思想,是大学的责任之一,更何况鼓励教研自己的文化与思想,也是创造学术高峰的资源。为什么东方思想文化就不能创造学术成就?一定要西学才能?可见彭与本港极少数激进学生的偏见,已到不能自觉的程度!
(作者为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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