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正确判断旺角暴乱性质和影响

        文/周八骏

　　2月9日，旺角发生暴乱后的数小时，行政长官梁振英两次在媒体发表谈话。先是同保安局局长一起，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地下大堂，政府发表有关新闻稿的时间是12时46分；后是在伊利沙伯医院探视受伤警员后，政府发表有关新闻稿时间是12时55分。前一次谈话，行政长官先称事件是“骚乱”，后称“暴乱”。后一次谈话，称骚乱。再过数小时，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一同见记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首先讲话，称事件是“暴乱”，政府发表有关新闻稿时间是19时47分。可见，那一天，特区政府最高层对旺角事件定性是反覆推敲的。

　　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答记者问时称：“2月9日凌晨，香港旺角地区发生了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的暴乱事件。”不仅同意特区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暴乱”，而且，明确指出“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

　　“占中”后反对派极端化的背景

　　2月14日上午，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新界乡议局丙申年新春团拜后会见传媒时称：“从早两日被提堂人士的背景可以看到，警方至今拘捕的人士当中，其组成并不以我们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为多数，多数人士为无业，亦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一些极端政治组织，因此他们的组成，这些暴乱人士的组成，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他们以暴力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并不是社会的缩影，不能够代表社会大多数。”行政长官这一番话，印证外交部发言人关于“旺角暴乱”由“个别本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的定性；同时提出来一个问题：参与暴乱的无业人士（大多数是青年）同“一些极端政治组织”的成员是否出于完全一样的动机？

　　另一方面，香港和国际社会对旺角事件的性质持不同观点。西方主流媒体和香港反对派主要喉舌称“鱼蛋革命”。香港亲反对派媒体或称“骚乱”或称“大冲突”。当然，建制派媒体称“暴乱”。政治立场迥然、意识形态纷呈，对旺角事件性质持不同甚至对立观点不出奇。问题在于，特区政府和建制派需要进一步明确，“本土民主前线”之类的极端政治组织是否必须定性为“本土激进分离组织”？

　　行政长官强调参与旺角暴乱的暴徒仅一小撮人，不代表香港社会主流；旺角暴乱也不是香港的缩影。这是对的。

　　另一方面，旺角暴乱决不是偶发和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缺乏“占中”的理论准备、组织动员和实施计划，却是以“占中”后反对派阵营集体倾向激进和极端为背景，以近一二年关于“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的各种阐述为理论准备，并且，由各种反映“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追求“港独”的行动做组织动员，才可能临时聚集700名职业和教育背景不相同的暴徒，“心有灵犀”地一齐向警员实施血腥攻击！

　　在“占中”被和平清场后，部分亲反对派青年学者“建构新本土民主论述”，设计“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的香港自治路线图。

　　在“占中”被和平清场后，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亦即在立法会有议席的反对派政治团体陷入思想政治困境，丧失对“拒中抗共”运动的领导能力，一批如“本土民主前线”的极端政治组织乘虚而入，他们公然主张“中港区隔”、香港自治。他们同传统反对派中的激进组织社民连和人民力量有所区别，后者主要在立法会里实施肢体和语言暴力，前者则主要诉诸街头勇武抗争。

　　大小暴乱还可能出现

　　与此同时，“100毛分奖典礼”、电影《十年》等等，借助网路的巨大传播能力，向香港社会急速散播不安定的种子。香港相当多居民陷入对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虑和迷茫。

　　今天，香港整体失业率处于“充分就业”水准；青年失业率虽仍明显高于一般失业率，却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后一段时间的历史高位。为什么会有无业人士尤其无业青年参与旺角暴乱？因为社会的思想和政治的环境发生了严重变化。

　　旺角暴乱标志着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演变进入了最后阶段。以2013年初反对派宣告“占中”计划开始到2015年6月反对派否决普选行政长官，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以争夺香港管治权为核心问题展开了决战。香港的反对派政治团体在政治上愚蠢，使他们的后台老板无可奈何地眼看着错失了一次夺取香港管治权的机会。反对派失去政制发展话语权，只能采取孤注一掷和破釜沉舟的态度。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在立法会竭尽全力地制造“流会”和“拉布”，阻挠和破坏特区政府的管治和施政，在“占中”期间和“占中”之后冒起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则在街头制造暴力冲突，干扰和破坏特区政府的管治和施政。

　　于是，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焦点，由普选行政长官被否决前的争夺管治权，转向维护社会稳定、重建管治权威。在重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管治权威前，或大或小暴乱还可能出现。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