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八骏：务必在战略上藐视反对派

　　文|周八骏

　　一月二十八日笔者在本栏指出：“第五届区议会选举后，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领导层普遍加快新老更替，但是，在思想政治路线上难以突破。在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与在‘太阳花运动’中冒起的‘时代力量’合作，前者夺得台湾行政权和立法权，后者一跃成为新一届台湾立法机关内第三大政党。这一结果，在香港产生涟漪，传统反对派与‘伞兵’将合流。”并且，预言二者合流将表现在三方面。

　　本文进一步指出，尽管反对派新旧势力合流是必然的，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突破思想政治路线困境，而且，其政治领袖个人主义作祟，无法形成稳固“团结”。

　　“港独”自绝于香港

　　今天，反对派思想政治路线为“本土主义”“去中国化”思潮甚至“港独”倾向所引导，较之二零零三年“七一游行”以来的“尽早普选、还政于民”，不表示反对派阵营变得强大而敢于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恰恰相反，是他们陷入穷途即将空前分裂的徵兆。

　　“本土主义”同“传统核心价值”有联繫，但是，后者可以较长时间脱离“一国两制”与时俱进的现实而存留于相当一部分香港居民心中，前者却同“一国两制”的起点——遑论与时俱进——相对抗而必定为香港大多数居民所抛弃。

　　“去中国化”同疑惧国家主体的心理有联繫，但是，后者不要求香港脱离国家而前者诉诸行动欲与国家分离。

　　“传统核心价值”不同“去中国化”纠缠仅与疑惧国家主体的心理相映，所以，它不会滑向“港独”。“本土主义”与“去中国化”一体两面，因此，必定坠落“港独”。

　　一旦“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相结合，反对派也就走到了万丈深渊的边缘。那时，在支持甚至追随反对派的香港居民中，相当多人会清醒，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可能也不会独立乃至变相独立；谁搞独立谁就自绝香港。那时，反对派阵营会空前分裂，即使伞兵，目前似乎集体带头偏激，但到了临深渊一刻，会有一些小团体和一部分成员却步而后退。因为，香港大多数居民——不论政治领袖还是基层市民——均以个人和家庭利益为上。

　　一月二十三日《明报》“观点”版刊登黄之锋《港台第三势力的异同》，称：“当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领军的时代力量在立委选举夺得五个议席，成立不足一年便晋升为国会第三大党，促使‘第三势力’成为一时佳话，香港泛民主派也因此表示他们受此启发盼与伞兵协调参选立会。”“然而，误信民进党和第三势力的互动范式可照办煮碗地应用在香港，实在是异想天开。”“民进党可以统整在野势力的竞选部署，但不见得香港的最大在野党有如此能耐。泛民在评估来届立法会选举的协调可能性时，除了认清香港公民社会与自己的关系，对比起一岸之隔的第三势力与民进党实在是差天共地，更重要的是认清新兴势力和泛民必会存在竞合关系。”字里行间，既透视反对派新进势力对于传统反对派政治团体思想政治路线不够偏激之不满，也暴露前者在“佔中”行动染上了“领袖瘾”政治野心膨胀。

　　在传统反对派中，“佔中”运动发起人之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是积极主张新老反对派势力合流的。但他在一月二十五日《明报》“观点”版发表《新生政治力量》，表示了冷静思考之后的顾虑。陈健民如斯说：“香港后雨伞世代对泛民的老化有强烈意见，要他们像时代力量般与民主党派协作颇为困难。但由于佔领期间出现内部分歧，运动中的学者、专业人士和青年人亦未形成如Podemos般的庞大参政力量能够取代泛民。在此形势下，香港的新生的政治力量须细心论证为何要参选立法会并如何在议会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地两检”可逾越障碍

　　不能不指出，在建制派中，一些人对香港政治形势缺乏准确估计，表现在关于今年九月第六届立法会竞选策略存在?分歧。一种声音是：迴避同反对派就政治议题直接交锋而侧重于经济民生事务；如无法迴避政治，则不欲正面批判“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而是集中攻击反对派在立法会“拉布”。

　　坦率地说，持有这一类观点的朋友是深受“传统核心价值”困惑，对于爱国爱港缺乏应有政治自信。他们不以为高举爱国爱港大旗就是站在香港政治和政治道德的高地，内心深处嚮往西方政治模式。

　　因此，爱国爱港阵营中坚力量必须率先在战略上藐视反对派——既看清传统反对派进退维谷，也看透“伞兵”为代表的反对派新进势力色厉内荏。

　　特区政府必须敢于动用政策资源打击和遏止“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在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的前提下，组织正面舆论力量批判“本土主义”“去中国化”和“港独”；在“一国两制”原则基础上，主动推进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继续深入。高铁香港站实施“一地两检”没有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

　　作者为资深评论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