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法国恐袭、国际秩序与香港问题

　　文|孔永乐

　　笔者上周撰文提及，现今国际环境及社会政局依然复杂，每个国家及地区都要思考如何保持区内及全球和平秩序。始料不及的是，周六早上阅读新闻时得悉法国巴黎发生爆炸枪击事件。枪击事件发生后，有传媒指出枪手在杀人时曾高声指出：“这一切都是你们总统的错！”同时，有目击者表示枪手是青年，将音乐厅内的一百名人质一个一个行刑式枪杀。连环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马上宣布法国进入警戒状态，封闭所有边境及公共场所。这是法国自第二次大战以来首次关闭边境及实施宵禁。

　　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国在网络庆祝法国袭击：“请记住，巴黎的十一月十四日就像美国人的九月十一日，将受到人们永远铭记。”去年底，笔者曾撰文指出学术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可以多达一百零九种，当中大多包含武力、政治及威吓的元素。从定义上看，有三点读者要留意。一、“恐怖主义”指向现有政府。二、无辜平民受到影响。三、过程涉及武力或威吓。笔者现再补充一些资讯，让读者思考现今世界局势及香港现况。

　　中东颜色革命成世界恐袭之源

　　第一，二〇一一年阿拉伯地区一系列历史大变局以后，埃及、利比亚、也门及突尼斯等政治强人领袖下台后区域内出现权力“真空”，甚至“无政府”状态。极端团体及伊斯兰国由此得到不少难得的机会招揽会员、拓展势力。当“阿拉伯之春”横扫中东地区时，有人指出这是继一九八九年苏联解体后另一次西方式“民主”胜利。然而，之后的短短数年，证明这些“民主变天”只给当地人民带来混乱甚至内战。

　　在最新出版的《世界秩序》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基辛格博士对伊斯兰主义，及中东地区局势作出不少分析。根据基辛格博士的观察，叙利亚地区的人士不是为了“民主”而战，而是为了战胜对手而战。当中，只有“民主”制度能够让自己的所属派别当选时，他们才对“民主”感到兴趣及支持。当情况陷入僵持，激进的团体便会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手段越来越残忍，根本无视基本人权。

　　埃及的情况也非常相似。二〇一二年起，埃及一批激进的宗教组织在电子社交传媒的推波助澜下推翻政府。然而，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广场示威，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政府。发起行动而掌权的穆斯林兄弟会在激烈政治斗争中倒台，穆斯林兄弟会被列为恐怖组织遭当局沉重打击。现任伊斯兰政府掌权后，当权者对一些支持自己的势力有组织地骚扰威吓敌对派系妇女、少数民族及其他不同政见的人，视而不见。原本埃及有不少温和伊斯兰教派，但在“革命”浪潮下，偏激成主流，当中特别宣扬“圣战”言辞。现在，有媒体指出恐怖分子在对巴黎剧院开枪扫射时，曾用阿拉伯语高呼“神是伟大的”。若然属实，可见极端团体对宗教旨意的坚持及极端化诠释，不单对本地人民造成伤害，更威胁区域外无辜平民的性命。

　　第二，伊斯兰国近年来吸引不少西方人士参与全球“圣战”抗争行动，而且年轻人的参与比率较高。有学者指出，一些西方人士在加入组织时表示，希望帮助争取“公义”及对抗“极权”政府。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员Shiraz Maher曾接触七百多名参与“圣战”的西方人士。Shiraz Maher指出，权力的欲望特别令一些年轻人主动参与“圣战”。试想像，一名二十岁的失恋青年，若然不是参与“圣战”挟持美国人，青年能够马上接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亲自来电吗？有其他研究员更指出，一些激进宗教团体在当权后在宗教、教育、司法和安全等机构，只任命效忠于伊斯兰主义的人士，不断扩充激进势力。这次巴黎爆炸枪击事件中，相信枪击手自以为是“伸张公义”的行为。由此可见，“公义”是模糊不清的概念。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更需要明确的法律保障个人生命及权益。

　　香港的情况如何？从追求“民主”的角度看，香港的人士是为了“民主”而努力奋斗吗？同时，个别人士能否为了追求心中的“民主”、“公义”，而忽视法律或道德规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防微杜渐维护高度法治

　　笔者认为，香港不可以出现“无政府”状态。政府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持秩序，任何鼓吹扰乱社会秩序的社团组织不可注册。以香港的情况看，大学也不可以出现“无监管”局面。大学机构是否可以容许教授公然违法，以及鼓动学生及其他人士参与违法活动？香港大学前法律学院讲座教授Tony Carty曾撰文公开批评，香港个别教授对“学术自由”有非常独特之理解。最近，在独特的“学术自由”下，不少香港大学的校董会成员受到骚扰。然而，另一派人士、团体及传媒似乎对这些骚扰视而不见。值得注意的是，争议至今只有一派人士于保密会议的发言遭到恶意公开。香港经常强调“法治精神”。以笔者之认知，美国宪法规定，若然总统选举人产生方法有争议时，届时需要按选举前制定的法律解决纷争。各派人士不能因为最终结果不利于己方时，刻意批评已有的制度甚至修改法律。从香港大学的副校长争议来看，香港的“法治精神”似乎与美国的有所不同。

　　同时，近数年香港的年轻人或大学生（特别是年轻领袖），越来越多参与甚至发动激进行动。读者可以冷静思考，若然这些年轻领袖不是发动激进行动，以他们对政治制度之考究程度，法律条文及含义之认识，以及对香港社会各阶层之了解，他们发表的言论会受到香港特首或林郑月娥等主要官员重视甚至亲自见面吗？从心理的角度看，越重视激进年轻人，只会激发更多激进行为。若然激进行动违法，笔者认为较为有效的方法，是集中报道进行激进行动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政治纠纷、文明冲突及道德价值观都不太明确的时代。巴黎枪击事件是全人类之悲剧。香港与法国各自面对不同问题，但当中有引人深思的共同点。香港亟需防患于未然，想尽办法维护得来不易的稳定社会秩序，及致力于维持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