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大学生与政治之良性互动

　　近年来，香港的大学生经常参与社会运动，不少更是激进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种现象并不是香港独有。1960年代，美国不少大学校园也充满各种反政府示威行动。笔者尝试提出几点，让读者思考香港的情况。

　　课程不能缺东方政治哲学

　　二次大战后，美国能够入读大学的人士都会珍惜学习的机会，在大学认真修读课程后便在社会各阶层为国家及社会作出贡献。直至196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园愈来愈多学生参与社会及政治运动。当时，有人将这趋势归于三大元素：第一，世界及社会格局正经历重大转变中;第二，大学生在校园学习，重视价值观念多于技能知识;第三，大学教育的课程愈来愈多元化，而且更愈来愈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当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要对国家现况或政府政策作出批判思维。这间接鼓励年轻人多思考及表达意见。

　　然而，大学生对政府及国家或社会表达意见并不代表要推翻政府或国家。面对此情况，美国杰出社会历史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大学校园内激进思想将大学完全脱离政府的建议并不合理。事实上，大学优秀学者可以透过与政府合作研究项目，彼此取长补短，思考如何帮助国家或社会向前迈进。同时，大学本身也要不断思考在转变中的社会角色及定位。

　　香港的情况如何?香港的高等院校在1990年代初期才迅速发展。在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及公共政策的课程中，回归后也大致保留原有的课程规模。然而，现今大学的课程是否都切合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独特情况?由于历史因素，香港的大学课程都以西方教学规范为基础。例如，大学政治学多重视讲解英美政治选举模式;一些大学的政治学有十数周堂课及导修课教授西方政治哲学，却似乎没有独立课程专门探究东方或亚洲政治哲学。社会学上重点讨论的是西方时髦的“公民社会”理论概念，同时似乎没有厘清什么才是“公民”，以及华人社会在亚洲的独特情况。当大学常规课程欠缺非西方的元素时，而我们又坚定地认为西方的公民社会一定是完全正义、合理，这样当然觉得香港现今的社会情况是南辕北辙。一些人为了彰显西方的优越性，更高举西方愈来愈狭窄的运作方式套用于香港社会。当其他人士持相反意见时，便执意用激烈的方式争取。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诚然，笔者并不反对在本港的大学讲解及研究西方理论。事实上，多了解不同地区的学术理论及经济实证有助促进学术交流及互动。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有效地将西方经验及研究实证用来改善香港的情况，令香港的社会愈来愈好。我们亦要思考，调整大学教育时是否需要留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美国在1960年的高等教育经验显示，大学课程中过分重视个人权利而忽略整体社会利益会引起不少问题。

　　同时，大学要想办法多留意大学生个人品德及集体行为。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系教授James W. Trent分析1965年热心参与政治活动的二年级大学生。当中观察到以下特徵：第一，大学生活跃人士都有组织大学内非学术团体及活动之经验，一些更是政治团体及政治活动;第二，他们积极与校外政治团体及组织联系及合作;第三，他们组织学生运动的目标是希望从大学已有的行政学术委员会外改变学校的规章制度;第四，他们透过示威抗议等行为表达对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不满。James W. Trent再比较早前有关一年级新生的数据，显示大学生参与以上活动愈多，他们愈激进及具侵略意图，而且逐渐有更大自信心及行动更多样化。

　　值得注意的是，若然我们期望大学教育着重于学生优良之人文修养及品格，我们不单要求学生具良好领导或表达能力，同时，我们是否都强调大学生行为能尊重他人及理性聆听不同人士的意见?最近，港大的副校长任命引起争议，校务委员会内的研究生代表也辞任，只剩下本科生代表。略知大学运作人士或许明白，当校方就大学主要政策召开咨询会议时，一百个学生出席都会收集到数十个不同意见，一些意见或许更南辕北辙，不能共存。现在，港大毕业生议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多项有关副校长任命的无约束议题。然而，笔者似乎没有听到港大本科生代表举办特别校内会议。

　　校外活动应有助培育良好品行

　　要知道，学生代表有别于其他校务委员会内的教授或社会人士。以笔者所理解，学生代表只是代表大学内整体学生的意见。在港大的副校长任命重要议题上，若然学生代表没有召开重要的校内会议聆听本科生的意见，学生代表以什么准则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及投票?重要的是，现在经选举产生的学生会代表符合民主程序，然而，大学校方如何确保民选代表的道德品格及行为都符合期望?大学也要思考及检讨学生组织举办校外活动的成果，以及与校外团体联系及资源分配等问题。重要的是，校外团体的活动是否有助校方培育学生的品格及良好行为。

　　近年来，香港的大学生行为经常受到社会人士批评。我们要思考是否大学教育管理仍有改善的地方。港大副校长任命的争议会有完结的时候，但如何改善大学教育，从而培育每一代年轻人，是真心关注高等教育人士长期不能松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