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岐：惩处闹事者彰显社会公义

        文/李幼岐

　　“乱世用重典”这句话，那是人人耳熟能详，此乃古人先哲之言也。

　　香港现时总体而言还不能形容为是“乱世”，但有两方面的“乱”象堪称是全民皆见。其一，除了香港历史上罕见的79天“占中”之乱以外，如今仍不时有局部或个别或单一的乱局，其中有些作乱事件性质非常严重，例如日前发生的由反对派煽动、主导的无理冲击港大校务委员会事件。其二，反对派之中，包括公民党及教育界立法会议员，不但挑起风波，还颠倒是非，妄图将冲击港大校委会事件扩大以至深化，推波助澜，以便在港大甚至在社会上制造更大更严重的乱局。

　　港大的副校长遴选风波，实质上已经是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动乱。包括暴力冲击、投掷水樽、踢人倒地、蓄意袭击、导致受伤、辱骂校委、非法禁锢、阻碍救援等，均属动乱中常见的暴力行为。值得指出，港大冲击事件中，除了校园内原有的反对派成员，还有不少校外来人，他们的来路不明，但可想而知是由反对派“召集”而来。惟不知是否发放“津贴”。这些人似乎比参与闹事的港大学生更起劲，也更加嚣张。看来，有关当局实在有必要查一查这些人的来龙去脉，看看他们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公民党对港大的乱局特别感到“兴趣”呢？原来，遴选副校长事件的主角陈文敏，并非“一介书生”这么简单。陈文敏是公民党元老级人物，又是政团“香港2020”的主要成员，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策划、煽动学生参加“占中”，以及收受145万元匿名捐款“爆煲”后，陈文敏是法学院内的主要包庇者，被港大调查委员会指为处理匿名捐款的做法“不符预期标准”。说白了，在发起“占中”及制造动乱方面，做法容或不同，但究其性质、立场、目标，公民党、陈文敏、戴耀廷之类人物，其实根本上穿的是同一条裤子。

　　公民党还有一种鼓动港大乱局的手法：一方面，凡是对陈文敏有所批评，都一概被污蔑为“攻击陈文敏”；另一方面，又指摘任何评议港大冲击事件或与陈文敏遴选副校长是“干涉港大校务”，更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以“港大校友”或“港大旧生”名义上电视大放厥词，亦谈“干涉校务”云云。其实，港大不只是校友的港大，也是全港市民的港大，因为港大年年都要用论亿元计的公帑。再说，冲击事件，在校园内制造动乱，影响所及，无疑也是全社会的事。反对派想以“干涉校务”的伪命题来掩盖大众悠悠之口，这既不合理，也绝无可能。

　　陈文敏本人，是遴选副校长以及冲击校委会事件的主角，照香港的“礼数”及约定俗成的传统，照理应该避嫌“粒声唔出”。不料，此君一反常态，发挥公民党本性，跳出来说“扞卫大学自主”，指称港大“人治”和“礼崩乐坏”。这是十分典型的“贼喊捉贼”。身为老师，教导学生学习知识、培养德行，这才是真正的“礼”。鼓吹煽动学生参与“占中”，包庇下属收受匿名捐款，应避嫌不肯避嫌，这样的言行，还有什么资格来谈“礼”呢？

　　现时，广大市民十分关注如何处置港大冲击事件？包括如何惩处闹事者？以及如何应对及防止这一类的动乱局面？有一句成语“乱极思治”。若以现代观点论，社会形态到了“乱极”之时，才想到一个“治”字，会不会太迟？还来得及“治”或是已经来不及“治”？成语又有“预则立”和“有备无患”之说。香港全局现时不能说“乱极”，但乱象肯定有，某些乱局情节还相当严重。倘若今日仍想不到要“治”它一“治”，难道真要等到“乱极”才来“思治”？那样会不会错失时机以至后悔莫及？这方面的问题，相信值得政府、执法当局、司法当局、各政党政团和全港市民共同慎重考虑。浅见以为，倘若真的等到“乱极”才来“思治”，大有“乱世用重典”为圭臬，惩处一些闹事者，立下“样板”，阻吓后来者。惟有如此，香港才能确保法治，步向“太平盛世”。至少，到时的“治”，比现时要多花几倍的精神和力量。那又何必呢？“思治”，也要趁早。

　　港大冲击事件发生后，虽然很多人要求追查黑手、严肃处理、拘捕暴徒、绝不姑息，其中包括校方以校规加以处置，例如对闹事学生作出警告、记过、勒令停学，以至开除出校。最初，港大校长马斐森不表态，后来在社会各方的敦促压力之下，马斐森校长向港大教职员、学生及校友发电邮表示，校方谴责任何暴力，不能容忍学生日前在校委会开会期间冲入会场的行为，批评其行动完全不尊重校委会的保密性。马斐森强调会确保校园安全。他的电邮又表明，在事件明朗前不会采取跟进行动。这里有一点值得探讨：何谓“明朗”？如何“明朗”？校方是否有责任调查使之“明朗”？就事论事，冲击事件摆到明是违规违法，只需查明是哪些人所为，然后按校规处置。情节严重者及校外人士参与闹事者，那就只有报警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