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勇：拿出“政治家”的勇气支持政改

　　文|胡勇

　　备受瞩目的“深圳会面”今日登场，市民无不期望，这是一场能化解对立、增加沟通互信的会面，更能是一场可促进实现2017年普选的具“历史意义”的会面。而对于“泛民”阵营来说，此次会面尤为重要，因为会面表现将决定其未来之路。再多一场的“政治骚”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若能拿出勇气表态支持政改、尊重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那么必能改变中央与香港市民对他们的看法。要做“政客”还是“政治家”，是“真心爱港”还是“恶意乱港”，全在他们一念之间。

　　“政客只为下一次选举着想”

　　再过十年回头看此次政改表决，很可能会发现，这是一次决定香港何去何从、是盛是衰、是治是乱的至关重要政治事件。如果我们能预知未来的“必然”，便应该用理智去选择正确的决定。纵使这个决定可能极其艰难，更可能要面临层层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一生的政治前途，但如果站在全港市民利益，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就应当会有勇气去作出清晰的表态。

　　“泛民”阵营并非没有理性有远见之士，但受种种内外政治因素影响，尤其是当境外政治力量不断渗透香港之后，影响了他们的看法，眼光越来越狭隘，相反手段越来越极端。什么是香港真正的长远利益，什么又是一党一己之私利，都无法准确判断。如果说去年的非法“占中”是这种非理性思维的“集大成”体现的话，那么，眼下的“深圳会面”与下月中的政改投票，则是验证他们有没有自省与纠错能力的重要机会。

　　政客（Politician）与政治家（Statesman），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如美国的彦语：“A politician thinks about the next elections-a statesman thinks about the next generations.（政客们是为下一次选举着想，政治家却是为下一代着想。）”另一句美国政治评论常用的话是：“A statesman is a politician who places himself at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a politician is a statesman who places the nation at his service.（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把服务国家作为基本观念；政客则是想方设法把国家变成为他个人服务）”。

　　香港当前的情势，与以上这两句话有太多的？合之处。眼下“泛民”信誓旦旦称要为“真普选”而否决普选机会，他们到底是从何去着想？即便“泛民”政客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就是，意图否决政改完全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为了下一次选举着想。这些“泛民”政客忧虑，在“占中”爆发之后而又“无寸功而返”的情况下，若再支持政改，便无法向极端选民交代，今明两年的议会选举便会失去议席。受这种自私且狭隘的思维影响，在他们眼中已经无法再用理性冷静的头脑去思考“什么才是对下一代香港最有利的决定”这样的问题。

　　理性思考支持如期普选

　　同样，对于我们身处的国家，“泛民”政客们有没有去承担丝毫？装作义愤填膺地高叫几句慷慨激昂的政治口号，看似要将民主推及国家，但事实却是在利用这种口号来塑造个人虚假的政治形象。事实上，连起码的国家民族认同都不具备，还奢谈什么“为国家奉献”？即便不谈国家，谈他们身处的香港这个家，“泛民”们又有多少真正付出过的努力？所谓的“核心价值”、“国际标准”、“公民提名”这些似是而非的政治口号，提出时正义禀然，但到头来却是以疯狂的“占中”去破坏法治、分化社会。“泛民”们请你们扪心自问，过去十年来，你们为香港做了什么有意义之事？而回归十八年来，中央又为香港做了多少有意义之事？谁才是真正为了香港好？

　　政改方案一旦被否决，并非只代表2017年普选落空，随之而来的是持续的政治内耗与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能否发展良性、优秀的普选制度，已是一个极大的疑问。即便最终香港还是有了普选，但这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里，香港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严重撕裂的社会最终又会否变成菲律宾或泰国式的普选？这些都有莫大的不确定性，冒如此大的风险，值得吗？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早前的一篇文章，“泛民”真应好好去读读。香港的政制发展，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香港特定的宪制地位、香港特殊的民主发展情况、香港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香港多元的利益诉求状况。如果反对派能用理性思维去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便不难作出支持政改通过实现普选的决定。

　　是继续一事无成的“政客”，还是做一名有勇气的“政治家”；是为全港市民利益出发，还是为一党一己之利谋算，反对派尊贵的议员们，请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