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风雩：反对派第一要务是放弃对抗立场

　　文|杨风雩

　　本周日，王光亚、李飞、张晓明将在深圳与约五十名立法会议员会面，再次就政改事务听取意见。对于这场表决前的“最后会面”，香港各界均寄以厚望，期望与会议员能以大局为重，寻找政改僵局的突破口。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周日的会面绝非“谈判”，更非“交易”，而是中央释出善意的体现。事实上，当前对反对派来说，第一要务是要放弃对抗立场，再提“撤回8．31”等言论，甚至攻击中央政府，不仅无助实现普选，更会进一步加深中央的不信任，延续这种激烈对抗，对香港实百害而无一利。

　　应当说，反对派等待“深圳会面”的到来已经等了很久。在他们眼里，有了二零一零年的“经验”，便认为中央会在政改投票前的最后一刻作出政治让步，因此在政改方案公布初期，也一直在打“民调牌”，意图用制造出来的民意去逼中央作各样的让步。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能逼中央让多少是多少”。但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日前的多番讲话公布后，反对派开始明白，“中央不可能让步”，开始寻找另一种方式应对“深圳会面”。

　　如果不是政治幼稚病，反对派其实早就应明白，中央已经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不存在他们心中所想要的政治让步。在特首普选问题面前，是管治权谁属的争夺，中央岂会任由境外势力与“泛民”勾结予取予求？所以，明白这一原则前提，那么，周日的“深圳会面”便不可能是他们想见的“谈判”，更不会是“交易”。政治谈判的一个前提是，要有对等地位，还要有足够的筹码，但这两点反对派通通不具备。反对派或许应当摆正态度，他们不过是香港特区立法会的部分议员，一不能代表整个立法会，二不能代表香港市民，甚至连是否能代表反对派支持者也是一大疑问；而经过“占中”惨败后，他们手中已经不存在具威慑力的筹码，双方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

　　如果不是“谈判”，那么会是什么？准确来说，“深圳会面”是一次中央官员听取意见的会面，更是中央善意的体现。事实上，反对派要什么、想什么，媒体都已报了无数次，中央不可能不知道，但仍然决定派出三位极具分量的港澳工作官员与议员会面，目的正是要增加彼此了解，以期建立起码的互信基础。

　　中央已经释放出善意，反对派是否应当释出同样的善意？从去年“占中”至今，反对派一直以极度敌视的态度，采取对抗立场，甚至勾联外力，意图借政改问题挑战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如此种种，互信如何建立？因此，反对派为今之计，第一要务是放弃对抗立场，回到理性对话基础。尊重中央的宪制地位、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尊重香港的现实民意，才能改变反对派极度被动的境地。

　　当然，要反对派释出善意，纵使不是天方夜谭，也可说是闻所未闻。昨日，有“温和泛民”的学者、港大政治学教授陈祖为撰文称：若中央和“泛民”要寻求政改妥协空间，建议各让一步，中央和特区政府放弃宣称目前的方案已完全达至普选，或已是最好的模式？同意第二次行政长官普选方法有实质改进的空间，和愿意跟泛民商讨如何在8．31框架内优化政府的方案；与此同时，“泛民”和其支持者放弃推翻8．31，并愿意在此框架内争取最大的民主空间，以达至更多政治竞争。

　　陈教授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却有？根本的错位。中央作出“深圳会面”的决定，已经是释出了诚意与善意，此其一；其二，香港政改未来如何发展，全然视乎当前政改方案是否能通过，若能通过，未来必会不断朝前发展，在未通过之前便要中央作“担保”，岂不是本末倒置？反对派的所谓“袋住先”是“袋一世”的言论，不仅于理不通，更是在自找麻烦、自陷困局。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早前撰文指出，香港的政制发展，需要考虑四个因素：香港特定的宪制地位、香港特殊的民主发展情况、香港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香港多元的利益诉求状况。而特区政府提出的方案也具有四个特性，即合宪性、民主性、正当性、稳健性。换句话，方案是最民主的方案，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当中道理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反对派没有理由还要装不明白。

　　如此种种，若反对派还要坚持“撤回8．31”决定，要么是根本就不想香港实现普选，要么就是幼稚得可笑。中央真诚希望香港实现普选，但并非毫无底线、毫无原则的放任。还是张晓明文中的那句话：政改不仅要从香港的角度看，还要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不仅要看到它对香港内部各方面利益关系以及香港繁荣稳定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到它对香港与中央的关系、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不仅要追求民主成分的提高，还要讲究原则和底线。

　　机会放在眼前，反对派应当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