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反对派为何没有政治家

　　文｜杨坚

　　4月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会见传媒时表示，希望部分有理智的“泛民主派”议员拿出政治家的胸襟、思想家的承担，及独立思考的勇气，拒绝捆绑，这样才能展示他们的道德及承担，才能无愧于自己、选民及香港。董先生这番期盼，提出来一个重要观点：反对派中要有政治家。

　　在香港社会，对于特区政府公布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一些持有同反对派一样的意识形态的人们是认同的，他们看清楚那是一个给予反对派竞逐行政长官机会的“真普选”方案。美国和英国政府表示应当接受这样的方案，道理是一样的。

　　反对派领军人物私心太重

　　反对派政治团体之所以依然指责该方案是“假普选”，是因为他们认定在当前香港政治条件下，其领袖人物即使“入闸”成为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不可能“出闸”成为行政长官候选人。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是将反对派政治小团体及其领军人物的私利混同反对派阵营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可以预言，如果2017年按特区政府公布的方案实现普选产生行政长官，那么，即使反对派主要政治团体领袖人物不能“出闸”，但是，“出闸”者中必定有在意识形态上完全相同于反对派的政治人物或公众人物，后者很可能当选而推行维护香港传统核心价值的政策，本土主义将支配香港。

　　然而，反对派没有政治家。因为，第一，香港没有本土独立的政治史，香港政治团体是围绕1991年港英政府引入立法机关少数议席分区直选产生办法而诞生，从一开始就受制于若干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博弈而形成对立政治阵营，而且，从一开始就以争取当前立法机关和区域组织的议席为首务；第二，香港是一个由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的商业城市，香港居民普遍以个人利益为重，相应地，政治人物以其个人和所属政治团体的政治利益为重。

　　眼看2015年第五届区议会和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竞选就将接踵而至，即使按特区政府方案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反对派政治团体领袖人物也无法“出闸”竞选，反对派议员如何取捨还需多言？

　　“拒中抗共”势力的后台老闆是有“大局观”的，香港是他们同北京在全球和亚太区下的大棋中的一角。然而，他们在判断香港政改上犯了一个政治家可以避免的错误──错估了中国新领导层的政治胆略。他们以为“佔中”可以逼北京退让，殊不料长达79天的“佔中”是损害香港居民个人利益、加剧反对派分化，而北京岿然不动。是他们将其前台打手推至无法“转?”的境地，怎能指望下一个一百八十度转身的指令来改变香港政改棋局？何况，多年来，他们在香港的两支队伍的待遇大相径庭，一支是享受既得利益，一支是苦苦为争取和保住议席打拼。

　　洞悉香港政治底蕴就容易明白：对待普选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方案，反对派政治团体不仅不可能改变立场，而且不得不“捆绑”──既是主动地相互“捆绑”，又是集体被动地为激进学生团体所“捆绑”。唯有这样做，他们才能既同爱国爱港政治团体争夺、又相互竞争2015年第五届区议会和2016年第六届立法会的议席。没有哪一个反对派政治团体愿意“转?”，因为，无法在政治道理上自圆其说也无法在政治伦理上自我维护，何况，谁都不能确保“转?”不会损失选票和议席。

　　冀再出现有勇气温和“泛民”

　　会不会再有一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在今年6月重演2010年12月刘千石的一幕，即在特区政府的政改议案表决时投下“弃权票”？我的回答是：可能有，而且，希望有。

　　5年前，刘千石是以“弃权票”同反对派阵营告别，却从此淡出香港政界。而今，如果有一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再投“弃权票”，希望那是反对派政治人物中出现有人欲成为政治家的预兆。

　　公民党创党成员、立法会议员汤家骅已然展示不同于大多数反对派议员的举止。他在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普选方案前，开始?手创建一个跨政治团体的“温和民主派”平台。他在政务司司长向立法会宣读《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后，坚持留在座位上而同集体离场的反对派议员划出分界，电视实况转播的镜头对准他，他嘴角微微抽动所透露的内心煎熬，令人动容。

　　然而，所有政治人物和公众人物必须明白，尽管香港社会愈益政治化、政治愈益政党化、政制发展走向普选目标，需要政治家，也催生政治家，但是，如果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法，不能与时俱进地推进“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纵然有政治家之欲，也难遂政治家之志。

　　香港不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香港政治空间有限。香港的政治家应该有国家和全球襟怀，却毕竟以香港为舞台。若干政客可以在两大对立政治力量之间左右摇摆，政治家则必须爱国爱港，否则，他们会丧失活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