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警惕反对派两面手法

        文/杨坚

　　从4月28日开始，中央有关部门展开一系列行动，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争取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

　　4月28日，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会见香港大律师公会访京团，明确表示，在2017年实现普选行政长官目标之后，有关普选行政长官办法可以按《基本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修订；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31日决定也可以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修订。这是对反对派所谓2017年“袋住先”就将“袋一世”的有力反驳。

　　集体“捆绑”拉倒政改

　　同一天，在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会见自由党领导层，明确表示：《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所确定的行政长官普选制度，不仅是香港历史上最民主，也是最适合现阶段香港实际情况的制度，兼具合宪性、民主性、正当性、稳健性等特点，因而是切实可行的好制度。他希望香港社会各界珍惜机会。他指出，如果特区政府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被否决，对香港是一个很大损失。

　　4月29日，在北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见香港大律师公会访京团，重申中央尽最大努力争取香港特别行政区实现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同时指出，必须务实和理性地实现这一目标。

　　同一天，在香港，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会见传媒。他警告，如果政改方案被否决，只会令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的机会变得遥遥无期，令香港已经严重的内耗加剧，全香港都输。他呼吁反对派拿出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让政改方案通过。

　　反对派则以“硬”“软”两手策略来应对。所谓“硬”又分两方面，一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以“饭盒会”为机制加强23名议员集体“捆绑”，一是反对派学生团体进一步分化、激进倾向进一步恶化，使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承受越来越大的“被捆绑”压力。

　　继香港大学学生会于2月14日经“公投”退出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后，4月22日、23日，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相继宣布“公投”结果亦退出学联。其滥觞是2014年9月至12月长达79天的非法“占中”行动，其影响是反对派学生运动进一步偏向激进和极端。

　　与此同时，反对派学生团体学联和学民思潮，退出它们原先积极倡导和支持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的“辞职公投”部署。学联新领导层退出的藉口是忙于应付大学学生会退出风波。学民思潮退出的理由是，质疑若干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随香港大律师公会代表团访京以及不认同民主党的若干观点。4月29日，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明言，学民思潮退出何俊仁“辞职公投”的准备工作，是避免在特区政府政改方案表决前对“泛民主派”议员的“监察”受掣肘。

　　反对派“硬”策略阻挠政改方案获立法会通过，“软”策略则是企图将政改方案受阻于立法会的责任推给中央。

　　4月29日，受now新闻台委托，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4月27日至28日以电话随机抽样方式访问了506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如果中央或特区政府承诺2017年后优化普选行政长官办法，那么，6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政改方案，24%的受访者依然反对，表示未有决定的游离民意只有一成。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耀庭特别指出这一“民调结果”的意义，敦促中央和特区政府采取行动。

　　制造“民意”卸责中央

　　然而，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4月22日代表特区政府向立法会宣读《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及方案》时已明确表示，中央和特区政府不可能预先承诺2017年后优化普选行政长官的办法。反对派要求中央和特区政府做那样的承诺，不啻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或修订8．31决定。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爱国爱港阵营中，有人也希望中央以那样的承诺争取更多香港居民支持政改方案。尽管他们明白，即使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上升至六成，未必能够争取至少4名反对派议员“转軚”。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今年11月区议会竞选和明年9月立法会竞选的选票和议席，即便如此，也不能以动摇《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为代价。

　　董建华寄语反对派议员拿出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让政改方案通过，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众所周知，董先生有包容和宽容之心。但是，面对反对派“硬”“软”策略兼施，即使个别反对派议员有“转軚”之念也动弹不得。

　　于是，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阵营针对反对派的“民意战”的话语要讲分寸。一方面，必须说明政改方案遭否决对香港的损害将会很严重；另一方面，必须指出2017年无法普选行政长官“天不会塌”。一方面，必须说明2017年不能普选行政长官会拖慢香港民主政制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必须指出即使民主政制发展的步伐受阻、方向和目标不会改变，2017年固然“机不可失”，但是2017年即使错过普选行政长官机会，普选不会“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