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岷：示威青年学生勿堕入“占中”圈套

　　文|鲁岷

　　事先张扬了一年多的“佔中”突然发难、突击启动、提前进行，对本来和平的香港可谓“杀个措手不及”。当“佔中”被描绘成青年人的“潮语”或者是时髦的行为，以至将违法行为说成是“公民抗命”，难道一句“学生无罪”就可以逃脱法律的责任吗？毕竟香港是法治社会，需要所有香港人共同守护。

　　事态发展至今，“佔中”的“让爱与和平”的口号变得相当讽刺，中环恍如硝烟的战场。“佔中”者违背了他们最初的理念，令运动变味变质，因此可以断言，“佔中”已失效，甚至是彻底“失败”，戴耀廷在早前“人大决定”后的那番颓废的“失败”论，不幸言中。

　　显然，青年学生的集会已被“佔中”分子“骑劫”，之所以出现如斯境地，正正反映了政客的骯脏本性，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一旦有机可乘，就会现身以图收割政治成果。现在政客正在暗暗窃喜，善良的你们宁愿被利用“骑劫”吗？

　　现在回看事件发展，“佔中三子”这次提前“起义”，表面上是被学生逼住“打响第一枪”，实际上是一环扣一环的政治计算和精心策划。君不见，“佔中三子”自“人大决定”后虽转趋低调，但学联和学民思潮就不断加强活动，正当公众将注意的焦点转向集会学生时，“佔中三子”则在默默部署，伺机而动，等待抗争声势的进一步升级。

　　最初“罢课”学生在政总集会，原本“够钟”就要和平散去，黄之锋竟然鼓动“先锋队”攻入政总东翼广场，造成紧张局势，并形成继续留守的场面；之后，学联及学民思潮的激进分子充分利用政总旁边道路狭窄的有利地形，在几个主要路口设置路障，阻扰清场。而整个留守行动也有指挥中心，他们用会场的音响设备作为统筹指挥的工具，大大增加了警方清场的难度。后来警方没收音响设备，反对派的五位立法会议员随即亲自押送新的设备，企图进场接力指挥，因为他们知道不能没有这个扮演指挥角色的中枢神经，结果被警方扣留并拘捕相关人士。

　　还有，宣布“佔中”的前一天，戴耀廷哭丧?脸到学生的集会现场，差点说出“来晚了，请同学原谅”这样的话，假慈悲、内心虚伪显而易见。

　　“佔中”分子与“罢课”学生在事件中放了很多烟雾弹，迷惑不明真相的市民加入其中，这是彻头彻尾有计划、有组织的违法“佔领”行动。而所有的“佔领”行动也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徒然增加警方的执法难度。

　　学运领袖出身的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吉特林（Todd Gitlin），在著名的《全世界都在注视我们》（The WholeWorld is Watching）一书中指出，在这个大众媒体发达的时代，学运的发展最后很容易由“学运领袖”领导，演变为“学运名人”领导。学运节奏会被新闻节奏牵?走，学运的智性色彩降低，冲突性和事件性的色彩加重，由于媒体报道主宰了学运，激烈的学运名人很容易出线，但学运原本的光采却很容易被淡忘。

　　由于学生思想相对单纯、较少污染和成见，因而被视为社会的良心，但却往往流于高度理想的激进本质，因不成熟的躁动，或受政客扭曲利用，造成无法挽救的可怕悲剧，古今中外皆然。

　　“佔中”提前爆发，连壹传媒老闆黎智英也连连说“始料未及”，到底这是“佔中”的原意吗？如果不是，整场运动发展下去的可控性谁又能担当得起呢？一旦失控，“佔中三子”承诺会叫停解散整场运动，一定是天大的笑话。当警方以高姿态清场时，“佔中三子”非但没有以学生的安全为首要考虑，作出任何疏散的呼吁，竟然藉口“非他们所能控制”，将自己的责任撇清得一乾二净。

　　“佔中”第一天已令股市大跌近500点，经济的负面影响立竿见影，“佔中”严重伤害香港的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后果十分严重。香港人可以付得起这样的代价吗？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一再旗帜鲜明的表明，通过任何违法的行动威胁改变“人大决定”注定是徒劳，因为“人大决定”是最高法律，不容挑战。毫无疑问，妄图推翻“人大决定”的机会是零，反对派心存侥倖，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一铺清袋”，永世不得翻身。

　　“佔中”玩得太大了，没有退路，也完全没有迴旋馀地，造成现在这个局面，责任全在反对派。“遍地开花”的“佔中”行动俨然是港版“颜色革命”的第一波。不是吗？英美等国在香港爆发“佔中”后已急不可待地说三道四，而台湾学运人士也在搞所谓的声援活动。反对派已经为香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佔中”造成的社会纷乱与失序、经济民生的重大损失，难道是那些所谓“觉醒”的市民必须默默承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