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乃强
蓝田圣公会基孝中学学生因不满新校政安排,罢课抗议,更“佔领操场”。该校学生会在社交网站指,学生主要有四大不满,包括迟到要罚企、要在酷热天气下于露天操场早会、增加课后学习时段及缩减校队练习时间等。学生会表示,曾向校长递信请愿,但未获满意回覆,部分学生遂于昨日发起罢课行动抗议。据闻参与罢课学生有百多二百人,亦有数十名学生藉“罢课”离开了学校。
乍看起来,基孝中学学生罢课事件就像是“反罢课”团体组织的“曲线”反罢课活动。“曲线”为网络用语,根据“香港网络大典”,意指故意说一些表面上是正面的说话,实际是想引起负面的结果,但却刻意隐藏自己真正的用意,反之亦然。亦即是说“表面反对,实则支持”,或者“表面想帮助,实则想帮倒忙”。可惜,根据我多年观察,爱国爱港阵营缺乏幽默感,应该构思不出这样的行动。
基孝中学罢课,背后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大趋势。黄之锋以反对国民教育起家,当时就有人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应如何衡量中学生对中学课程设计是否合理的意见。中学生之所以成为“反国教”运动先锋,是教育商品化和青年政治激进化的双重结果。
在一种“用户为本”的大思潮之下,我们逐渐把学生(和家长)看作消费者、顾客,把老师看为服务提供者,社会遂不但出现了“怪兽家长”,也产生了“怪兽学生”。在过去几年,“怪兽家长”作为一个社会热门话题,广受批判,但同样非常自我中心的“怪兽学生”,却由于当下社会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媒体的支持。
利用学生充当马前卒
为了打破香港当下的政治平衡,反对派使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即引入生力军──青少年。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青少年作为“未成年人”受到高度保护,同时亦被认为还在学习阶段,未能就?重大社会问题作决定。反对派中部分人士极力抬高中学生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塑造成为“称职”的政治参与者,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政治的博弈上佔据有利位置。
青少年中学生,空闲时间既多、看起来又无辜、又容易被利用操控,还有谁比他们更适合当马前卒?这个道理,全世界都知道,利用不利用,则看一地的政治道德水平。苏格兰的独派,为了让独立公投对自己有利,更改选举规则首次让投票年龄降低至16岁。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质问为什么是16岁,不是14或12岁?从严肃的意义来讲,这一切都是筛选,但这并不表示投票没有年龄限制就是最完美的做法。
本地近年对“世代政治”讨论得比较多。关于世代的不同政治观点,我们往往忽略了人生经歷这个重点。在苏格兰公投中,投票结果显示年轻一代比较支持独立,但老一辈希望维持现状,有评论员因此预测数十年后苏格兰独立必然成功。这些分析忽略了一个关键,即人民的观念不但会随?时间和形式改变,更会随?他们的人生经歷发生变化。这就像爱情小说里女生问男朋友:“我老了你还会爱我吗?”男的回答“到时候我也老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世代矛盾、世代政治,背后除了是年轻一代的“觉醒”外,还有野心家推动的因素。某程度上,把青少年引入政治空间也是一种“杰利蝾螈”。“杰利蝾螈”即Gerrymandering,最早见诸1812年3月26日《波士顿公报》(The Boston Gazette),指的是透过选区划界製造对某方有利的选举结果。这名词出现是因为美国麻省州长谢利(Elbridge Gerry)为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签署法案,其中波士顿一选区竟然被划成“炎蛇”(salamander)模样。
说到底,“杰利蝾螈”就是一种政治取巧的方式,把更多支持者居住的地方划进自己的选区,把不支持自己的人居住的地方从选区中排出。反对派做的正正就是这样的事情,千方百计把青少年中学生“划进”政治空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还巴不得把老人都排除掉。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
两种教育价值观拉扯
文化人占飞在《信报》适时地发表了对“批判思考”的反思,提醒我们现代学校教育总是受两种价值观拉扯:一方面,学校是社会化的场所,主流或建制的思想是“天经地义”,学生不应怀疑或推翻。另一方面,学校要教导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思考”。可是,能“独立思考”,有“批判思考”的学生却可能反主流,抗建制。教师往往夹在这个矛盾之中,不易找到平衡。
青少年的政治激进化,正正打破了这个脆弱的平衡。基孝中学罢课给社会一个警示:被媒体(甚至老师和家长)鼓动反政府的中学生,也可以把他们“文革批判”的一套带回学校,带回家庭。到了那个时候,家长和老师真的受得了吗?
学校和家庭,面对需要“被教化”的未成年人,总有它们高压和专制的一面。这既难以避免,至少在华人社会这也被认为理所当然。事实上,教协敏锐地知道支持中学生罢课的风险,可惜它口口声声表示“不鼓励”的同时,最后还是“提供交通津贴,资助学校租用旅游巴士,接载师生前往添马公园”。
据报章报道,基孝中学副校长已经就部分投诉“道歉”,并将于今天“开会交代”如何处理其他投诉。可以想像,中学老师会越来越不好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