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廼强：支持罢课的教授为何自己不罢工？

　　年多前，戴耀廷到处宣传他的“佔中N部曲”，完美地演绎了秀才造反这个成语。旁人看他虽然觉得迂腐，也还是有点被感动，无论最后“佔领中环”结局如何混乱失控、如何地失败，只要戴耀廷坚持到底，以入狱牺牲为运动画上句号，整件事还是能被赋予完整的意义。这种扭曲的道德感召，是“佔领中环”当时最让人感到忧心之处。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是高估了戴耀廷的“道德感”。

　　戴耀廷于2013年1月16日《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表示由于“北京不想香港有真普选的意愿可能太强”，而过去使用的策略所产生的压力还不足够；因此，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反对派需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佔领中环”。在文中，他开宗明义鼓吹“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佔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根据戴耀廷的该篇文章，“佔领中环”要能产生足够的“杀伤力”，要符合八个“原则”（中文好一点的人会称这些为“条件”），它们分别是“参与人数必须超过一个关键数目，有一万人以上应可以达到效果”，“意见领袖的参与”、“非暴力”、“行动的持续性”、“参与者主动承担罪责”、“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选的梦想彻底幻灭时才可使用”、“事先张扬”和“目标”。这些“原则”虽然充斥著带有戴耀廷印记的混乱逻辑，但总的来说，基本条件在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前后并没有发生改变。

　　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什么都没有变的情况下，戴耀廷却突然从一个理想主义学究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在彭博访问中的发言，让港人都大跌眼镜。我在本栏早就多次指出“佔中”只会是小打小闹，但也万万没有想到竟然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戴耀廷竟然会认输得那么早、那么彻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週日作出决定，週一李飞来港作简介，戴耀廷週二就告诉彭博自己“希望透过佔中，令中央容许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目前这一刻经已失败”。但实情是，“佔中”其实连影还没见。他抱怨港人过于“务实”，估计只会有一万人参与“佔中”，按道理，这个数目其实已经达到他“八项原则”的要求。很明显，戴耀廷对这数字完全没有信心。最让人摸不著头脑的是“佔中”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来竟然“会选择对香港经济冲击最小的日子举行”，“看看日历就可知道何日影响最小”。这样的立场，跟他去年一月份表示要“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可谓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简单的说，戴耀廷现在讲的“佔中”，根本就不是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佔中”。

　　是什么原因，让戴产生了这样的转变？某有识之士估计是由于“佔中”已经呈现分裂状态，戴耀廷已不能控制行动，不想承担无法预示的后果，所以才将“佔中”逐步降温，强调自己不希望冲击香港经济，希望和已经或将会夺权的激进派撇清关系。这个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反正无论“佔中”秘书处如何澄清，戴耀廷的发言已经覆水难收。

　　过去，“佔中三子”和时刻意图骑劫运动的激进派共同点，都是对香港社会和经济造成冲击，分歧只是在于手段：“佔中三子”坚持“非暴力”，激进派却没有这个原则。激进派不敢公认鼓吹暴力，因此“爱与和平”还能佔上风。如果“佔中三子”放弃“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的初衷，激进派马上大条道理分道扬镳。换句话说，戴耀廷现在变卦，在结果上只会让运动变得更激进和危险，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明眼人都能看到，现在反对派的佈局是“老师退二线，学生当前锋”。媒体把学生塑造成“民主先锋”之馀，却刻意忽略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律师和客户一样，老师需要对学生负特别的责任。老师不能简单说一句“学生是成年人、独立个体”，然后视他们跟自己完全对等。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伟国出席商台节目，表示教师除了默许学生罢课外，还可以作出积极的支援，例如在课室外公开授课，更指现时已有40多名教授和学者愿意参与。他强调，希望能够做到“罢课不罢学”，甚至是“学得更精彩”。

　　黄伟国逻辑可能过于混乱，竟然把罢课视作一个空间问题，认为可以透过让老师当场“课室外”授课解决。正常人都知道罢课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就是罢学。“罢课不罢学”，跟“绝食不绝营养”一样的可耻。树仁大学校方坚持如果学生在老师未批准下旷课六节，就会被禁止参与期末考试，才是真正成全罢课学生的做法。如果老师替罢课学生把出席率补回来了，那些“民主英雄”还能在外面吹嘘自己曾经罢过课？你们不要陷他们于不义！

　　话说回来，这些教授老师既然那么支持抗争，又“默许”、又“支援”的，为什么自己不罢工？你们有种的话，乾脆就把学生留在教室，自己到“课室外”抗争，然后自己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