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非：香港变得很不实在

　　对不读内地讯息，也不多读当代中国文学的人而言，难免会用石器时代的眼光去看当前中国。再加上美国为首的外媒猛力的妖魔化，一提到当代中国，就彷彿只有文革、六四、贪污等，没有其他。不少人、包括内地扮自由派的，至今仍像活在幻境中“自行坚信”文革是禁区，不让碰、不可写。

　　文革作为事实，内地近三十年从来不是禁忌，控诉、道歉、争议功过、辩论前后期变化等等，林林总总，观点意见应有尽有。不但“自由派”搞了个网上文革博物馆，实体的文革博物馆，2005年5月广东汕头便有一座，民间主理。以开馆那些年计算，据闻每年访客50万。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不明白港人深信、内地自由派坚称的“文革是禁区”从何而来。

　　“学者”言论不可照单全收

　　香港浸会大学设立颁给长篇小说的“红楼梦”奖。2008年得主是莫言的《生死疲劳》（他得诺贝尔文学奖是2012年，是后话）。评审中的内地现当代文学学者陈思和有以下说法：

　　《启蒙时代》（按：王安忆2007年开始连载）跟《生死疲劳》的作者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写过他们的评论……（按：指《启蒙时代》）这是好小说，而且这是在一个中国不准写“文革”的时候写的，就是说，前几年正好是什么“文革”几週年，电脑里“文革”两个字根本不能出现，出现我们就把它删掉，居然王安忆写了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而且居然也发了，大家一致好评，还专门为它开过研讨会。所以王安忆是蛮了不起的，官方明文不能写“文革”，她写了，还出版。

　　陈思和在内地现当代文学范畴内算是有名气的，连他在香港浸会大学，面对由内地移居香港的黄子平、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也如是说，并落为文字成书出版，让一波又一波的学生参考，怪不得“文革不许碰”可以在香港炒作发酵。

　　2013年10月25日香港芭蕾舞节开幕，首演是新派舞剧《红楼梦─梦红楼》，当晚林郑月娥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是受邀嘉宾。张晓明在演出中场休息时与演员及製作人员交谈及拍照留影。舞团26日作第二场演出时，在时空穿梭的部分取消了涉及文革红卫兵的一小段表演。这改动被公民党陈家洛发酵，矛头直指向张晓明，要他澄清对芭蕾舞团有无政治干预。事件缠绕了多天。一篇署名“任风歌”的文章在《星岛日报》刊出，文章形容事件是“荒唐版的政治抹黑秀”，并指非但在大陆可以演文革；在香港，作为艺术家，不存在因某个政治人物一句话便删减情节这回事。港芭红楼梦剧首演后调整剧情节奏是寻常事，之所以可炒作，前提是“文革题材不可碰”在香港“可信”。在内地如陈思和之类的学者，及陈家洛的炒作下，不少港人信以为真！“中国印象”便如此这般地“成形”。

　　陈思和之流的学者因何这样说？是出于讨好、说些他认为在香港会“被认同”的话？人的心思太复杂了。也不奇怪，香港也有出手厚黑的蔡子强、教唆学生犯法的戴耀廷、以打分为学术的钟庭耀、经常抄袭的外国人郑宇硕，他们通通被认为是“学者”。学者的言论就可照单全收吗？在当代学术机制下，明显不能。

　　文革题材早已一写再写

　　我是个读文学的，兴趣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陈家洛炒作的港芭政治事件落入我眼中，是无知识的撒野。打从1978年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起，内地已有专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大类。文革艺术题材在之后的世代中，非但从未禁绝，更被不同代的作家一写再写。如嫌《伤痕》写“文”斗，1979年2月郑义的《枫》便写文革的武斗；孔捷生同年小说《在小河那边》更剖得尖锐，不但骂四人帮，还骂让四人帮可以出现的政治制度。厉害吧。

　　1982-83年间，涌现艺术水平更佳的“新写实主义”小说；这批小说的反思已不囿于文革，直指官僚主义。那位李怡更于当年香港出版的《新写实主义小说集》写序，点出“新写实主义”小说“非常尖锐”！发展至1986年前后，内地作家因改革开放大量阅读外国小说、尤其是拉美的魔幻写实（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眼界大开，也令当代中国小说迎来高峰，这高峰一直延续至九十年代初，被称为“新时期”小说或“新探索”小说。

　　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此阶段的文学作品有世界级水平。外国大量翻译中国当代小说，也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

　　莫被愤怒牵著鼻子走

　　只要按不同年代选读少量当代中国小说，长短篇不论，你会发现八成小说都有触及文革。因为那是来时路、不少作家成长中的元素。文革，于中文创作，从来不是禁地。

　　有个奇妙的构想，在香港培训政治人才的课程中，何妨加入一两课教当代中国文学，让港人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认识得更人性化、更立体，也从而更有底气。回首过去十年跟进国情，之所以比其他人容易上手，除了勤力阅读资讯，功在大学时专攻现当代中国文学。

　　眼看近十多二十年的香港变得很不实在，很虚，没有了真专业，很吹水。写这篇小文，是温馨提示──别用石器时代的眼光解读当前的中国；港人的认知，大大落后于形势。错过形势，是错过吸收民族復兴的正能量；更甚者是被很虚的愤怒牵著鼻子走，及被野心家利用。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