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一个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将对特区政改作出批覆。对于绝大多数香港市民而言，对此充满期待，期待一个推动普选落实的“一锤定音”的决定。然而，对于“佔中”以及幕后的境外政治势力而言，却是一个充满恐惧的时刻。在“百万签名反佔中”的新形势之下，“佔中”不可避免成为“民意战”的失败者，而为求挽救自己的政治前途，“佔中”连日来动作频频，意图以一个“中性”角色示人，以“解决政治危机”为诱饵，接触政府官员，意图藉此迷惑各方从而谋得政治实利。然而，在“佔中”与“反佔中”的管治权之战中，戴耀廷的“政改圈套”骗不了别人，只会令自己跌入更深的失败漩涡。
显而易见，戴耀廷太过自信了，“6．22”製造出来的“七十万民意幻象”，令他以为自己成为“泛民共主”，可以手握与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叫板”的筹码。在过去一个月间，公众见到的已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是一名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推销个人形象的“政治投机者”。
例如，在“脸谱”上无限放大自己“年轻貌美”的照片，意图拢聚“个人崇拜”；在报刊专栏中几番“振臂而呼”言论，为自己塑造“盟主”形象；在与政府官员会见中更是一股“对立谈判”姿态，实为自己抬高地位。所有这些，令人感到，如果不是市民看错，那就是戴耀廷已经变质了，变成了一名将自己政治前途放在首位的势利恶客。“佔中”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民主理想”，更不是什么“公民抗命”，而是成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宣传工具。
昨日，他又有新举动，在《信报》专栏中写的这封给政务司司长的公开信，尽管语调似乎十分诚恳，更有以理服人的姿态，然而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更多的是避重就轻、强词夺理的“不诚实”与伪善。
在此仅举其中一例：对于1984年《联合声明》首先提及“普选”这一基本事实，戴耀廷极其狡诈；他不仅不愿承认，反倒转过话题，声称在1987年香港已经展开了一场政制改革检讨，并以此作为理由去无视《联合声明》内容的事实，欲彻底抹杀中央政府对推动香港民主发展的关键作用。
戴耀廷错得是极其离谱，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1987年当时固然有过“政制讨论”，但那是在《联合声明》签署后的3年之事，正正是由于有了《联合声明》关于“普选”的定义与声明，才有之后的“政制讨论”。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于“声明”中的明确态度，1987年的讨论会如此快出现吗？一前一后，一因一果，岂能如此混淆。如果“佔中”三人有本事，大可拿出1984年之前任何有关“普选”的社会大讨论的例子来说服公众，显然这是不可能之事。
当然，香港民众对“民主”的诉求一直存在，不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好、九十年代也好，这种诉求随?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尤其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各类全民直选的出现，直接推动了市民对“普选”的讨论。到了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区可于2017年普选特首的决定后，更是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讨论当中。
以上事实可见，香港民主发展的脉落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1984年《联合声明》确定“普选”概念、1997年回归后民主大发展、2007年确定普选时间表。公众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香港的每一次民主迈进，都直接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之下完成。无视中央政府的诚意与积极、关键因素，反倒大谈“当年我是大专学生的领袖”、“亲身参与争取八八直选的社会运动”，这是何居心？是戴耀廷的“竞选”宣言，还是“我的奋斗”的自序？
如果说此种谬论，不过是戴耀廷意图抬高自己身价的做法，那么，他在“公开信”后段的一番表述，更叫人感到，他是意图设下一个“政改圈套”，要骗人踏下。他称：“我也多次表示，我个人是非常愿意帮助司长去化解这次由政改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令‘佔中’最终不用出现，但条件当然是必须承认国际标准的方案，且会有相当多人会因此而进行公民抗命。”
文中戴耀廷表现出“十足诚意”要协助政府去“化解危机”，真是可笑，这是什么样的危机？不是别人，恰恰是戴耀廷自己一手製造出来的“佔中危机”。这种情形好比，一个入室强盗持刀威吓女主人，并说可以帮助女主人化解危机，前提是要说出银行密码！真是岂有此理，一方面极尽威胁之能事，另一方面又扮出善良的相貌索要政治利益，政客之伪善莫过于此。
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戴耀廷及其“佔中”目的是要“化解危机”，当前香港面临的最大危机，正正是他以及幕后境外势力所製造出来的。若戴耀廷真有诚意，那么，他应当首先放弃“佔中”立场，否则一切免谈。特区政改专责小组并不是港英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分辨政客的意图。
可以想见，在未来三个星期里，“佔中”及戴耀廷等必定会继续各种威吓，罢课、“佔中”、“辞职再选”等等，但这种“政改圈套”骗得了他的“金主”，骗不了香港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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