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七一”以后的举动，表面上看来像在对中央政府“释出善意”，其实有很大的欺骗性。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及冯检基日前透露，港府与23名反对派议员会面前，已透过冯瞭解哪些反对派议员没有回乡证。面对这样的发展，反对派一方面心中暗自欢喜，认为特区政府将要为他们安排北上与中央就政改进行“对话”，另一方面却继续批评特区政府态度不够“积极”。用冯检基的话说：“港府对安排泛民与京官会面一事表现飘忽，原本以为港府肯担当泛民与中央的沟通桥樑，可是其后泛民与林郑会面时，对方对安排访京又表现冷漠。”
特区政府之所以在冯检基眼里感觉“飘忽”，其实很好理解。中央官员与反对派或其他香港议员这样的政改会面，决定权在中央而不在特区，特区政府只能做前期准备，难做任何承诺。在特区政府的立场，还巴不得反对派能够直接与中央“对话”，省得它要当中间人，吃力不讨好。但对于中央来说，与反对派会面牵连甚广，而反对派之前在上海的表现又甚为恶劣，老是为了作秀给中央出难题。因此，会面最终能够安排，还是要取决于反对派的诚意，亦即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就著政改方案进行谈判和妥协。
近日，我们普遍得到一种印象，就是北京在白皮书公佈以后停止了与反对派的所有接触，其中包括公开和非公开的渠道。反对派因此开始著急，希望北京“重返谈判桌”。表面上看来，这是北京以静制动、以退为进的策略成功，反对派终于软化，希望2017特首普选不要原地踏步，能“袋住先”（有什么拿什么）。但这个评估的前提是反对派真心追求民主，愿意实事求是、暂时放弃分歧。我们只要理性地想一想，就知道这个前提的可能性很低。如果这个前提成立，反对派就不叫反对派，而是货真价实的“民主派”。
事实上，反对派现在的“对话”策略，跟“佔领中环”的计划进展一致。这一个事实，在戴耀廷7月11日的《信报》文章“‘和平佔中’第三阶段的工作”表露无遗。在文章中，戴提醒我们“按一早订下的计划，‘和平佔中’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一、酝酿期；二、组织及装备期；三、对话期；四、行动期”。“622电子投票”以后，“佔领中环”已经完成第二阶段的工作，“取得我们争取民主普选的政治筹码”。之后，“佔领中环”正式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开展与特区政府甚或中央政府的对话。之前我们拒绝与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接触，因在未有足够的政治筹码前，对话的意义不大，现在有了一个方案为实质建议、七十万人的公民授权，以及有能力号召万人进行公民抗命的佔领中环行动，对话才可以在相对上较对等的情况下进行”。
戴耀廷的所谓“对话”，“目标就是要说服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靠的还不就那所谓的七十万人在他们背后“撑腰”。这样的行为，我们一般叫“施压”。如果少数真的愿意服从多数，那按照“香港政改民意关注组”的民调结果显示，有54%市民认为即使不满提名程序，2017年都可以先行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即所谓“袋住先”的意见，中央政府亦有大条道理不被戴耀廷“说服”。
最莫名其妙的是，“香港政改民意关注组”成员之一李华明竟然“提醒”政府，虽然他们所做民调显示，有过半民意不愿意为了提名程序否决政改，但也不能忽视有三成多民意坚决要求一步到位。他好像忘记了，当下在香港最被“忽视”的民意，不是那少数死活坚持“公民提名”的一群，而正是温和务实的主流声音！
如果我们因为看到反对派这些摇摆不定的姿态，而相信他们已经“软化”，我们还不如相信“和平佔中”真会“和平非暴力”。既然“和平佔中”已经进入对话阶段，中央又为何不和戴耀廷他们对话？
经过了六七月期间不间断的动员，反对派的群众已经开始疲劳，需要回回气。出于这个原因，反对派领袖必然会在这个阶段表现得比较温和，要求“对话”就是他们其中一个理所当然的策略。事实上，如果他们没有表现出对“谈判”做过任何的尝试，在之后的进一步动员之时也难免感觉理亏。反正在对话期间，反对派对局面不需要作出明确的解读和表态，保留著充分的弹性。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只需要宣佈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中央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诚意，谈判即可破裂，“佔领中环”显得更加理直气壮。
爱国爱港阵营之中，对反对派政党和议员还是抱著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2012年政改成功争取民主党的歷史可以重演。我们要知道，民主党今天对当时决定的判断是吃了亏，反对派整体自此以后亦加深了捆绑的力度。最重要的是，政党在香港政治中的影响力已经不比当年。今天真正能够带动民意的，是“学民思潮”、“佔领中环”这些社会运动组织，以及背后支持它们的媒体机器。
正因为如此，中央必须直面香港市民，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才能成功推动政改。反对派的那些立法会议员，不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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