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永乐：大学师生公共言论之反思

　　网络时代下，大学老师及学生的公共言论及其道德观对社会的影响更广大及迅速。本文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思考大学师生的言行对社会之影响。

　　理念上，大学是探索学问、培育德性之地方。不过，大学师生的言行不一定完全是“为学问而学问”，专注严肃地创发知识、修身济民，对学术界和社会都一定带来正面的影响。以往，本港大学生曾经在迎新营里以色情海报及口号影射大学书院及同学；大学生亦曾以粗陋的文字在学生报上发表定期情色文章。有公众阅读后感到噁心，校友痛心大学声誉受损，同学也感到难以入目。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些言行不似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也不是争取某种崇高的平等运动；亦未必能正面促进大学各群体的融洽交流。大学生的言行在社会及校园内都曾引起争议。

　　公民需为言论负上法律责任

　　大学教师的言行也会对公众及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社会学教授Arnold M. Rose以法律个案探究“学术自由”。据Arnold M. Rose之分析，不少公共人士，甚至大学人员都经常将“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混淆。在“言论自由”下，社会中每一个人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不过，每个人发表言论的自由建立于言论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煽动他人作武力行为，抑或损害其他公民权益的基本法律原则。同时，在“学术自由”下，书院及大学隻需要肩负责任保障校园内的自由言论空间。社会里的“言论自由”则由全体市民、各群组及政府共同维持。警察及法庭则在需要的时刻执法、审讯及裁判。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法律上“诽谤”的设立，提醒每个公民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上法律责任。“诽谤”指的是发表及传播的内容根据于不正确或单面的信息，而评论内容令个别人士或公司的声誉受损，影响日后在社会的发展机会和能力。Arnold M. Rose进一步探究，“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限自由，让个别人士拥有特权任意发表言论。若然大学人员涉嫌在媒介“诽谤”、鼓吹特定主义、或煽动大众参与违法行为扰乱公共秩序，政府、法庭及大学都应严肃处理相关个案。以往，西方大学里有大学人员因诽谤、政治动员及扰乱公共秩序而遭到辞退。

　　1972年，德国自由柏林大学决定拒绝聘任Ernest Mandel为大学经济系教授。主要理由之与Ernest Mandel的学术评价无关。重要的是，Ernest Mandel的公开言论、参与政治组织及活动已经超越大学教育的界限。他的言行实与政客毫无分别。德国自由柏林大学认为聘任他为教师并不太符合大学教育之理念。最后，Ernest Mandel转到比利时工作。

　　同年，美国史丹福大学一个由7名资深学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建议辞退英文系副教授Bruce Franklin。理由是Bruce Franklin在一次公开讲座中，因为不满讲者的立场而煽动学生及其他公众佔领大学电脑中心，并且违抗警方指令扰乱校园公共秩序。最终，委员会建议辞退已获终生聘任的副教授Bruce Franklin。

　　香港的情况又如何？近年来，大学师生是否发表严肃的公共言论，还是涉嫌诽谤、鼓吹特定主义、或煽动大众参与违法行为？同时，大学人员发表意见时是否经过严谨的学术分析，让公众对时事议题有更透彻的认知？

　　最近，有组织发起签名运动“反暴力、反佔中、保和平、保普选”。签名运动可以包括未成年人士、访港旅客等。有学者指出，未成年人士的心智可能未成熟去参与；而活动容许访港旅客参与更加“离谱”。

　　“学术自由”有界限与准则

　　读者可以静心思考，游行、集会与签名本质上有没有重大差别？若然我们坚持未成年人士及访港旅客不能在本港政治议题表态，那么，数年前的反对国民教育示威集会、每年的七一游行中有大批未成年学生甚至初生婴孩参与时，我们是否同样反对？对未成年人士而言，反对暴力与反对国民教育，哪一方面较容易理解，抑或两者同样难以理解？支持和平与支持公民抗命的意思又如何？同时，学者分析游行、集会对香港的政治影响时，会否建议减去来自台湾、澳门及内地等地的“访港旅客”人数？重要的是，学者发表公共言论时根据的学术准则是什么？

　　诚然，我们对大学师生作出评价判断时也不宜根据公众、学生或校友的个别言论或社交网络上的联署及Like的多寡而下结论。若然大学师生的言行可能已经超越了大学教育的界限，在“学术自由”下，西方的大学普遍成立较为中立的独立委员会，由一群学术界资深教授根据事实、证据及听证会归纳相关建议，严格对有关大学人员进行查证，以保障大学尊严、理念及声誉。

　　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教授曾指出，大学教育之良窳亦足以影响及决定一个社会之发展兴衰。今天，大学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广大。如果我们坚持执著大学是追求知识、培育德性，训练人才为社会服务贡献的地方，我们确实要正视大学师生的言行及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