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从来就不是纯粹讲道理所决定的，甚至不纯粹是讲实力所决定的。当我们老是用“浪漫主义”、“激情”、“热血”等充满鼓动性词语色彩的修辞来形容某些激进反对派的政治行动和社会运动时，其实已经赋予了这些激进反对行为非常强烈的审美意涵。何况，这些激进反对行动的组织者本身也刻意经营著他们行动的形象和公众观感。
反对行动所针对的各种政策议题，从政改普选到新界发展，其背后反对的理据，可以并不充分，甚至错漏百出，一个台式反对派的“懒人包”便算是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但反对派行动的整体色调、形象、口号、海报单张、网络二次创作、乃至面对镜头时什么时候应该哭、什么时候应该“怒”、什么时候该举牌抗议、什么时候该动手冲击，却由不得含糊，一丝不苟，真的连专业的传媒、形象设计和公关公司都自嘆不如。
不少论者常常将2003年50万人游行视作一个社会政治发展的转捩点。然而却忘记了2005年另一个与香港社会没有直接关联，但对香港所谓的社会运动却有著极为重要启示的事件：韩国农民在香港进行反世贸示威。2003年游行可谓平和而冷静，一度令不少香港人引以为傲。但相比韩农那种“三跪一叩”如行为艺术似的示威方式，则显得香港示威方式毫无“创意”。韩农人数不过一千到两千人左右，但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更能吸引媒体。
韩农示威是经典“创意”案例
另外，韩农也不尽是採用默剧街头艺术手法，面对数量近乎一比一的香港警察，韩农穿上民族服装，拿起用作冲击防撞栏的竹棍，一波接一波地冲击著香港警方的防线，甚至怒跳维港，在香港媒体和社会面前展现其一贯刚烈的民族示威风格。冤有头、债有主，韩农面对的贸易问题其实跟香港是八桿打不上的，因此从道理上讲，韩农其实犯不著这样冲击香港警方。但到了这个地步，就算看官们再怎么保持理性，也很难不对韩农们那份燃烧激情的示威方式动容。
2009年，香港反高铁人士举行所谓的“五区苦行”，其形式可以说是直接模仿韩农的“三跪一叩”。2010年初，反高铁人士开始冲击立法会和礼宾府。韩农式的“示威艺术”（Protest Art）隐然成形。中国人尤其香港人向来怕乱，如“六七暴动”和2000年居港权争议中火烧入境处的强暴力示威方式，一定惹来社会的普遍反感厌恶，但艺术化的示威方式就另当别论了──设计用心的统一著装（长毛的捷古华拉T-shirt隻是单干，但如果一群人都如此统一著装呢？）、简洁易记的示威口号、精心构思的漫画装置、乃至今天模拟“孤星泪”名曲的社运用曲，整个示威社运所带出的形象和符号内涵早就远远超越争议的议题本身，而化身为一场没有舞台但更胜舞台的现实舞台剧。
社运被包装成现实舞台剧
参与社运行动的人，在此等远比伦敦和纽约百老汇舞台剧舞台来得真实的场景之中，心中很难不油然生出一股如宗教救赎般的自我道德崇高感。打动作为观众的广大市民，又岂能仅仅是靠沉闷的说理，打动观众的从来就是剧本、演技、舞台装置、配乐等等众多诉诸艺术感染和审美经营的政治美学元素，何况还有具备文字编撰和影像剪辑专业能力的广大传媒在鏖力放大社运行动的“艺术”效果呢？无论是参与的人，还是旁观的人，艺术化的社运变成一种令人难以拒绝、不由自主去迎合的潮流时尚。
示威艺术或者说示威艺术化，乃至更高位阶概念的政治美学，这从来不是新鲜事物，因此很难追溯到底从何时开始出现。一般认为现代的政治美学始于二十世纪毕加索控诉西班牙内战的名画格尔尼卡（Guernica）。利用艺术进行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曾经是法西斯独裁者的拿手好戏。二战之后无论是反殖运动、民族独立运动，还是反战运动等等各种名目的社会运动，大规模运用艺术手段来进行政治宣讲和社会动员蔚然成风。无论是专业的艺术家、政治文宣公关，还是普通的社运参与者，对于如何运用艺术手段来打动乃至煽动社会舆情和民情，其娴熟程度甚至超过了运用理性思考来分析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
政治传播艺术化和网络化
人，始终不是冷冰冰纯然理性的机器。人的生命力的激越焕发，始终需要热血和激情来牵动内心的澎湃，需要强而有力的艺术来获得审美的快感，继而作出本来应该更需要理性冷静判断的道德抉择和行动决定──尽管我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真的出于理性分析，往往不愿承认或者下意识不自觉地在逃避理性。字斟句酌地阅读和思考白皮书，远远比不上鼓动者的一句“聆听自己内心的良知，去抗争中央的干预！”
这还没把网络的传播效果算进来呢。自2004年Web2.0技术问世及普及以来，无论是现实版的政治行为艺术，还是网络版的“二次创作”、成百上千灿若星辰的反某某群组及其政治表述创意和Like表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艺术化和文宣手段多样化最为四处充盈、无孔不入的年代，一个歷史上任何运动、革命都不能为之相较的年代。
政治传播，不能光讲理性分析。还是中国成语说得妙：心悦诚服。要心悦，方能诚服。而艺术，本身的功能之一，就是让人心有所悦。当然，艺术从来都需要钱，需要花大钱方能支撑得起。钱从何来，这又是另一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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