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庄：两个“方案”均不符合基本法

　　“香港2020”提出废除特首不能有政党背景的限制，“学界18”没提这种主张，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在香港政党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之前，特首政党背景的限制还是要保留的。而两者都提出了行政长官普选了，连提名行政长官的提名委员会也要普选，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双重普选”的安排，这种安排也不符合基本法。

　　有朋友问，“香港2020”和“学界18”提出的政改方案有何异同，是否符合基本法？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就行政长官的普选方案而言，两者有差异，“香港2020”提出废除特首不能有政党背景的限制，但“学界18”没有提出这种主张。“学界18”提出2%-3%公民推荐的法定程序，又主张普选採用“两轮投票制”，获得过半选票的候选人才能当选，但“香港2020”没有类似的主张。这说明两者有区别。

　　特首政党背景限制应保留

　　笔者认为，在香港政党走上法制化的道路之前，特首政党背景的限制还是要保留的。否则，在政党利益和特区总体利益之间就会出现矛盾，有政党背景的特首就不可能向中央政府和特区负责，就难以正确执行香港基本法，所以是不可取的。“学界18”提出2%-3%的公民推荐的法定程序，虽然与“真普选联”的“三轨制”方案明显违反基本法不同，但并没有基本法的依据，也有可能干扰提名委员会的提名。馀若薇就曾在报纸撰文说，获得10万选民联署的人，难道就可以被隻有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否决。由于难免引发争议，所以不可取。但“两轮投票制”是普选的可行方式之一，并无不可。最后是否採用，是政改“五部曲”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在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和提名程序两个方面，“香港2020”和“学界18”却有些相似。先说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香港2020”的方案是：1、人数由现在的1200人，增加至1400人，隻有第四界别增至500人，由普选产生，其馀三个界别还是保持300人；2、第一至第三界别废除公司票和团体票，改为个人票，由普选产生。“学界18”的方案是：1、人数维持现在的1200人。2、与“香港2020”相同。

　　对于提名程序，“香港2020”的方案是：1、获得10%提名委员支持，就可以成为候选人，但不得超过25%的上限；2、候选人数不设上限，每名提委隻能提名一人。“学界18”的方案是：1、获得12.5%提名委员支持，就可以成为候选人，不设上限；2、与“香港2020”相同。

　　由此可见，在提名委员获得组成方面，“香港2020”的方案扩大了第四界别的人数，比其他界别多了200人，不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关于“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的均衡参与”的原则。对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香港基本法第45条有“广泛代表性”的要求，由于推选委员会、选举委员会也有同样的要求，对提名委员会“广泛代表性”的理解，应当与推选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的安排相一緻，而不能将“广泛代表性”理解为“扩大选民基础”。如果片面理解为“扩大选民基础”，就会出现“香港2020”和“学界18”提名委员会也要普选的主张，行政长官普选了，连提名行政长官的提名委员会也要普选，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双重普选”的安排。这种安排不符合基本法。

　　从推选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组成来看，提名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应当理解为各界别、各阶层、各方面的多种产生方式的参与，包括但不限于协商和选举方式相结合的产生，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产生，团体票和个人票相结合的产生，当然委员和非当然委员相结合的产生，普选和非普选方式相结合的产生等等。但“香港2020”和“学界18”却都主张由唯一的普选方式产生。笔者认为，两者都不符合基本法第45条的“广泛代表性”的原则。

　　两方案均犯张冠李戴错误

　　对于提名程序，两者也都发生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就是把适用于行政长官普选前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也适用于行政长官普选后。但这不能完全责怪“香港2020”和“学界18”，因为这是曾荫权当年主导政制发展时就已经出现的错误，出现在2007年7月10日公布的《政制发展绿皮书》和12月公布的《政制发展绿皮书》公众谘询报告中。记得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明确“提名委员会可参照选举委员会的现行规定组成”，并规定若干候选人名额后，笔者曾在报刊多次撰文指出上述冯京为马凉的错误，可惜香港社会并没有在意。

　　现在“香港2020”和“学界18”误把第45条的机构提名当作附件一的个人提名，把第45条的按民主程序提名当作附件一的八分之一或其他比例的提名，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第45条与附件一的文字是有差异的，既然有差异，就不可能具有相同的意义。至于应当如何理解，笔者上周的短文提出三种理解，可供参考，在此不赘。在笔者提出的三种理解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理解，并不能完全排除。现在是回归香港基本法第45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