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周一文章“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戏中戏？”，讲述特区政府透过香港青年协会间接资助“香港将于33年后毁灭”这种曲线反共的微电影所折射的深层次问题，不少朋友感到有共鸣。其实，特区政府常常摆这样的乌龙，按梁振英的说法，是因为“香港的百多年殖民历史令部分人的爱国意识薄弱”。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系列广告“一切源于《基本法》”，其中的“家国”篇，讲父母和子女四人登山时候的谈话内容，大家可能会有点印象。根据政府网页信息，那个儿子原来叫“钟国仁”，对白是这样的：
钟国仁：香港是我的家！我们要好好保护她！
姐姐：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更要爱护祖国！
钟国仁：我长大后要保家卫国！
父亲：有志气！
母亲：不过香港市民是不用服兵役的，因为香港特区的防务由中央负责。
姐姐：那么我们要不要支付军费呢？
父亲：根据《基本法》，特区是财政独立的，不用上缴中央及支付军费。
钟国仁众人：我明白了！祖国和香港就是一家人嘛！
这个广告非常肉麻和别扭，但却扭曲了《基本法》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和爱国扯不上关系。除了受百多年殖民历史洗脑的部分港人以外，有血性的中国人都知道“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如果他一时之间失忆了，这句话其实也出现在《基本法》序言的第一句。但广告似乎暗示，如果不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仍然可以继续当它的英国属土，港人也仍然可以继续当英国属土公民。同时，广告也完全没有尝试让我们相信“祖国和香港是一家人”。它的逻辑很简单、很“香港”：不要收我钱啦，大家“一家人嘛”。这和小混混有什么分别？凭什么要其他中国城市缴税付军费？那些不是“一家人”吗？
把爱国的理据建基于“不用钱”这个原因之上，真是莫名其妙。如果“国民教育”就是要灌输这一种不讲义务只讲权利的心态，那还是不要搞为妙。
理论问题牵涉三个方面
说到底，无论是特区政府的奇怪行径，还是病态本土主义的软性“文化港独”，问题背后的根源都一脉相承。我们甚至可以说，香港的问题，最后还是一个理论的问题。简单来说，这个理论问题牵涉三个方面：
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还有优越性？
这些问题以香港主流的标准看起来很土、很“左”，但却正正是解决当今香港困局的关键。
我们开口闭口说拥护“一国两制”，但谁又能说明白“两制”是什么？大家会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什么是“资本主义”？是“量入为出”的公共理财？还是“低税政策”、独立货币、关税、“自由贸易政策”？
《基本法》条文没有正面明确地定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却多次强调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很大程度上，这种否定的规范方式，把香港定义为“非大陆”，造成了今天香港的身份困局。
内地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早已面目全非。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分子，它也保障私有产权，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独立坐标、只能强调自己“不搞大陆那一套”的香港资本主义，自然会出现很大的存在主义焦虑。
当务之急，就是要正面地定义香港。香港除了“不吐痰”、“不会不排队”、“不贪污”、“没有毒奶粉”、“不会不讲法治”，这些种种隐约与大陆作比较的坐标以外，还有什么自己真正的核心信念？
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内地也不乏专家研究的比较深刻，但在香港这个问题也有其特殊的呈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
香港教育局资助、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定义“中国模式”为“中国近年在社会稳定下，在经济、外交等所展现的高速、稳定发展道路”。这样的表述，在香港已经是非常具争议性，但它仍然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既然在香港办国情教育怎么搞也会被骂，我们为什么不把事情讲清楚，讲全面？
最后，我们必须要问，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还是不如？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篇幅所限，这里就暂不展开了。
总结“一国两制”作理论建设
这些问题，有点像当年的“姓资姓社”辩论。邓小平当时叫我们“不争论，大胆地试”，却没有要我们永远不争论、不讨论、不思考。最近，习近平在八一九讲话中强调“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一个就是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一国两制”实践多年，我们是时候总结经验，进行理论建设。这些问题不“讲清楚”，我们在香港的宣传工作是不会有效果的，彻底的拨乱反正是不可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