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上，香港有人建议参照西方“民主”程序，指出十万名的公民提名便可成为特首候选人。这建议符合西方“民主”强调宪法精神、均衡参与及理性分析吗？在“公共领域”动员占据政府总部、军营、商业市中心的言行态度，也不符合我们一向认为能贤达士应以“王道”说理服人，以及不能以“霸道”方式强迫其他人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观。
早前，香港一间报社决定更换总编辑，有人因此而论述香港的“新闻自由”正逐渐收窄。客观而言，我们应该等待总编辑上任后一段时间才根据事实情况分析香港的“新闻自由”有没有受到影响。不过，事件引起本地及国际传媒广泛评论，有人更到报社总部抗议更换高层的决定。笔者希望在此论述比“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再广阔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根据不少欧洲学者分析，“公共领域”与国家及地方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国家及地方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理论上“公共领域”的结构亦有所改变。德国历史学家Hans-Ulrich Wehler认为，封建皇权的制度在十六、十七世纪开始慢慢消失，直至十八世纪末，出版、文艺结社的诞生，以及教育和阅览室逐渐普及等因素，德国主要城市的学者和居民开始组成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在邻近地区法国的革命热潮影响下，“公共领域”亦开始变得愈来愈政治化，舆论、报刊甚至文艺创作都以对抗政府争取“自由”为主调。
两种“公共”道德观对立
其后，不同西方学者根据各欧洲历史时段和地区，逐步分析女性、低下阶层等人士在“公共领域”的转变。加上，随？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影响力愈来愈大，传媒在“公共领域”上渐渐建立领导地位。传媒在社会各方面反映及同时间潜移默化地影响市民在公共环境下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价值取向。简略来说，这是近代欧洲西方社会“公共领域”的演变。事实上，社会经济每日变化，不同地区的“公共领域”亦不断转变。
问题是，香港的“公共领域”与西方的“公共领域”一致吗？问题的前提是，香港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的社会结构相同吗？为了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可以参考非洲的情况。独立后的非洲存在两个“公共”：一个是由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形成的公共价值取向，另一个是由传统文化教育的非洲本土价值取向。由于两个“公共”的道德观有所不同，人们经常在两个“公共”对立分歧。
在文化上不知自己是何人
回到香港的情况，市民在思考及分析个人及社会公共问题时，我们是否有共同文化的道德基础？新春拜年期间，老师郑重推介笔者阅读英国记者及评论员Alex Josey在一九七四年写成的一本小书──《李光耀──新加坡的斗争》。书中第三章引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的学术研究，并提出以下见解：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如果在家中或其他地方没有华文教育的配合，其中一个结果是人文主义传统连根拔起；英文教育通常并不深入，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价值。傅教授继续指出，大部分人在精神上成为无根的浮萍，在物质的环境中随波飘浮。在外观和情感上，他们认识自己是华人，但在文化上却弄不清自己是华人、英国人或是马来人。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超过十六年，国家社会结构确实起了巨大变化，香港的“公共领域”是否有所变化吗？回归以来，笔者感到，香港人在公共议题上少谈及文化的根源。在私人及家庭层面上，我们有多了解传统文化吗？公共层面上，政府官员在新春文宣中，有没有向传媒人士展现拜访亲属年长一辈，同时又探访香港的独居老年人，从而体现儒家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关怀精神？在制定公共政策上是否包含文化元素？例如，提高增加长者医疗券时，政府又有没有想到增设儿女陪伴覆诊的优惠，每当儿女陪伴年老的父母到诊所时可以额外获得更多的医疗券。虽然整体公共开支有所增加，但能从中提醒子女关怀家人。
当然，香港市民可以学习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地文化，从而在各方面取长补短。不过，现实世界复杂，不同地区各有不同社会习俗、经济结构等等。我们要确保提倡学习国际文化者真正深刻了解。例如，政制改革上，有人建议参照西方“民主”程序，指出十万名的公民提名便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这建议符合西方“民主”强调宪法精神、均衡参与及理性分析吗？宪法容许个别公民另辟提名资格吗？十万名二十一岁年轻人的提名符合均衡参与吗？理性的群众自会提出疑问。
提出者没有进一步释疑，反指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即是未能坚守“道德”原则，在“公共领域”动员其他人士占据政府总部、军营、商业市中心等等。抛开政见及法律问题，这言行态度符合我们一向认为能贤达士应以“王道”说理服人，或是以“霸道”方式强迫其他人士，从而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方案？
追求普选要以正规方式
追求普选，正如追求富与贵一样，乃人之常情。但时刻强调不以正规方式得之，我们应该接受吗？这些言论倾向是否符合我们在“公”在“私”的道德基础？对传媒及知识分子来说，“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来看，香港大众心底里蕴存的文化价值取向及道德基础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