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上周参加的一个论坛中，同场的学联秘书长陈树晖在演讲时宣称，他支持通过“占领中环”达到争取香港普选的目的。必须指出的是，他的演讲存在多处明显的逻辑漏洞和缺陷。
首先，他在论述“占中”时提到“主占派”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即“占领中环”不是藐视法律的行为。陈树晖称，“占中”参与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不拒捕，勇于认罪，甚至不会聘请辩护律师。正因会为自己的行为埋单，所以认为其所作所为不违法治精神。这种说法就好似违例泊车的车主，交完罚单就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没有触犯法律权威一样。
这个逻辑实在诡异。违法行为就是违法行为。随时准备接受违法行为带来的惩罚后果，并不代表犯法行为就不是犯法行为了。不管怎么辩解，故意违法的行为就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实际上挑战了法律的权威。
陈树晖等关于“守法”的观点恰好反映出其对于公义的“低级”理解。法律是公义的体现。如果“公民抗命”是为了社会更加公义，那么不守法只会伤害社会公义。
“占中”违法伤害社会公义
笔者所理解的公义，是一种真诚的努力，以避免任何人受到伤害。比如，如果有一项法律规定，专横武断地贬低某一个族群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这就明显有失公允，而我也会为勇于打破此法规的人鼓掌喝彩。幸好香港并没有类似法律（尽管有人可能会说现行法律在某些方面亟待改善）。在香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精神，就是保护公众的利益，保护所有人免受他人的无端伤害。
有鉴于此，笔者质疑“占中”者以公义之名肆意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为何选择中环？占领“中环”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不是“占领大埔”？“占中”不仅违法，更是伤及公众利益的行为：商人、雇员、的士司机、出行人士，甚至是救护车上的病患者。由于受“占中”波及，警察可能会临时调动以应对混乱局面，也就是说，本港其他地区的治安以及市民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是合法的示威和游行也会给公众带来不便。事实的确如此。但港人认为，如果组织者管理有序，或选择在对人们日常活动影响较小的日期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是可以接受的。这正是为何警方要求组织者提前报备，也只有那些通过警方审核同意的游行示威活动才是合法的。
陈树晖称，特区政府一向出尔反尔，年轻人不能坐以待毙。他引用的例子是特区政府关于提升大专教育入读比率的承诺。首任特首董建华在任时曾提出提高本地入读大专教育的比率至60%，但至今该比率只有区区18%。许多无法入读大学的学生，只能退而求其次，支付高额学费入读副学士学位。
我同意专上教育院校开办副学士学位课程的相关政策应该检讨，亦认同其他一些政策也不太符合公民的期望。但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类似情况，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到处都有对现状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然而，陈秘书长绝不可天真的认为，所有的抱怨会随？普选的实施而荡然无存。而且，他也应该明白，扩大大专院校学位会耗费大量公帑，同样可能导致校园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被迫束之高阁。
当然，这并不是说2017年普选特首的公民诉求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实现普选的诚意和决心，但盲目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只会损害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信心，破坏我们拥有更自由普选的机会。对这一点，所有公民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文章编译自《中国日报》香港版）
作者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