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立法会外有支持政府的团体抗议引用特权法，认为此举将
冲击行会的保密制度\本报记者林良坚摄
港视死因众说纷纭，有不少意见分析指出关键仍在其自己身上，不应藉此冲击行会的保密制度。港澳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早前揭示港视五大死因，包括“边申请牌照边洽购亚视”、“出售香港宽频”、“一口气搞三十个频道”扰乱市场秩序、“无英语频道不符合要求”以及“用人不当”；资深电视制作人蔡和平亦认为，经费及经验不足是其失败的关键。对于反对派藉此发难，企图滥用特权法冲击行政主导，有学者斥其“冥顽不灵”，声明行会的保密制必须捍卫！\本报记者 龚学鸣
反对派藉港视发牌事件“小事化大”。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昨日于立法会大会提出引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要求政府交出行政会议审批免费电视牌照文件。
郑建议成立特委会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雷鼎鸣认为，不应因今次免费电视牌照事件而冲击行政会议的保密制。对于反对派冥顽不灵，执意主张以权力及特权法调查发牌，雷鼎鸣直言“不喜欢立法会的特权法”，指本港行政与立法本应各自分权，但立法会今次却踩界，“有目的地干预行政”，他认为，可以通过司法复核，经法律程序令政府公布更多细节，“因为法庭上是讲证据的，立法会那些人不讲证据。”至于如何看待政府的发牌决定，雷鼎鸣并不看好香港电视网络，指其营运模式不佳、剧集质素一般、资金亦不足够，“我对其成功有相当疑虑。”他亦将港视与无线比较，指港视对市场的熟悉程度不及无线，又指无线在内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颇有市场，并非港视短期内能赶超。
揭王维基五死因
前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郑赤琰指出，特区政府就免费电视发牌申请决定的进一步阐释显示，三间申请公司均在行会作出发牌决定前得到申诉机会，并且在申诉时皆不被容许修改原有计划书，上述程序对三间申请公司是公平的。他认为，特区政府已经在行会保密制的原则下，尽可能作出解释。他续谓，行政会议若要继续有效运作，必须捍卫保密制的防线，但反对派一定会继续冲击，“戏还没有演完。”另外，由于行会的保密制对行会以外的人无约束力，郑赤琰建议特区政府邀请社会上“德高望重”之人士，如大学校长、报馆编辑、银行家等，成立特别委员会，在不披露保密文件的前提下，由政府向委员会口述申请者所不符合的条件，再由委员会与政府沟通下做出判断，并将结果向公众报告。郑赤琰表示，相信绝大部分市民会信服结果，因为社会上总有良知。
蒯辙元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亦揭示了港视五大死因：其一，在发牌过程中，王维基一边申请牌照，另一方面又洽购亚洲电视，如果政府发给他牌照，他又购买了亚视，那等于一人拥有两张牌照，显然有失公平；其二，王维基为了搞港视，卖掉了自己的香港宽频，尽管王维基称“不涉及租金与成本等网路传送成本问题”，但始终充满了不确定性。其三，其他免费电视台频道都会有中文、英文频道各一个，是免费电视的最低要求，但王维基提出三十个频道，没有一个是英语的，不符合有关要求；其四，顾问报告觉得王维基做节目的策略是最低分，就是把资源平摊在三十个频道：港视要在启播六年内提供三十个频道，这必然扰乱市场秩序。政府曾建议港视减少频道，但王回应说“不予采纳”；其五，王维基任用了何安达、陈健民这些北京“高度关注”的敏感人物，其中陈健民更是“占领中环”三大搞手之一，王若拿到牌照，会否为“占中”所用亦令人生疑。
蔡和平亦指出，若要容纳五间免费电视台，每年最少要有80亿元广告收入，但现时每年潜在的广告收益只有不足50亿元，其中无线电视占逾20亿元，亚视占5亿元，即只馀十多亿元。他说，一间电视台要做得好，每年最少要有15亿元营运费，所以剩下的十多亿元广告收益，只能多支持一个新的免费电视台，“没可能发（三个牌照）这么多”。他续谓，若经费不足，节目质素则没有保障，即使多了选择，对市民亦无好处。另外，蔡和平又强调，香港电视网络较另外两个申请者，公众认知度不足，相信是输在经验，“有线电视经营20多年，NOW有十多年，但有多少人知道香港宽频（香港电视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