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铭泽发表《廉署怎么了？》文章，说“政府主动地将事情（指政客举报林奋强但最终林无罪一案）政治化则不多见。今次当权者的道歉论，与梁振英追随者意见相呼应，及所谓全体退休人员协会声明，基本上陷廉署于困局”。“怎么了”一问，立即引起沆瀣一气报纸、政客的附和：民主党主席要求廉政专员和数个相关委员会主席“都应回应道歉论”；公民党某议员则“同意李铭泽所言”，批评梁振英“将事件政治化”。概言之，他们炮製一个“道歉论”强加在特首头上，并上纲为“政治化”，要“陷廉署于困局”。这既是张冠李戴，也是政治诬陷，原来是离间廉署和特首的阴谋，旨在削弱特区政府的有效管治，故必须戳穿以正视听。
众所周知，梁振英讲应道歉者，指的是向廉署投诉林奋强“的人”而非廉署。如今“的人”被换成了“廉政公署”，成了梁振英要廉政公署向林奋强“道歉”。这种张冠李戴的胡作非为，原是为了掉包屈罪。清．孙承泽在《天府广记．锦衣卫》中就揭露明代锦衣卫诬陷好人的丑行：“彼卑官小卒，以衙门为活计，惟知嗜利，少有良心，甚至张冠李戴，增少为多；或久禁暗处，苦打屈服”。看，上述一人信口雌黄，政客争相起哄的掉包屈罪，岂不像衙门为活计的卑官小卒？
炮製“道歉论”强加予特首
梁特首要求缺乏根据、随意向廉署投诉林奋强的人，当真相大白、结论无罪后道歉，也只是为了维护廉署和法律的公平、公正，既无损廉署一根毫毛，且希望投诉者应该慎重，从而减轻廉署因为“宁滥报、勿不报”的行为所造成的压力，将有限的资源和人力用到调查贪渎的要案之上。廉署自1974年2月15日成立至今，坚守诚信和公平原则，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执行职务，绝对于法行事和严守保密原则等誓言，以《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作依据，更得到《基本法》确立了在总法上的地位和独立运作，岂政客可以用其作为“政治工具”的？造谣廉署已陷“困局”，既无视香港法治的歷史和庄严，也无视廉署的伟大成功，是巧言令色的挑拨恶行。
至于“道歉”与否，也要具体分析。
首先看动机。蜘蛛结网在先，乃为捕食猎物。政客为“捕捉”特区政府官员或行会成员落马以削弱政府管治权威和依法施政，是为取而代之张目，故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进行“投诉”，这是蜘蛛结网在先的政治行为。当律政专员宣布林奋强因证据不足而还其清白之时，林奋强却辞职了。事件折射出政客以向廉署“投诉”作为打击和抹黑政府精英为手段，以“强姦”廉署为其卑鄙政治目的服务，岂只应该道歉，直应受到谴责。
恶意离间干预司法独立
然后论理性。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强调：“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法律》中告诫：“法律乃自然之力量，是明智之士的智慧和理性，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故美国民主理论家卡尔．柯恩在《民主概论》言明“理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誌”。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以正义为出发去投诉、揭发违法的事，是理性地以善为出发，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何用“道歉”？但《廉署怎么了？》说：“客观现实是非政府人员，尤其是政客，可以任意批评政府，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政治化，以达到个人目的而后果自负，公众对此见怪不怪；但政府主动地将事情政治化则不多见”，这种只允政客在廉署放火，不许应向蒙冤者道歉，不是对法律的践踏和双重标准吗？
《基本法》第5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宪制规定和确立了廉署和行政长官的密切关系：其一，廉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齿轮或维修师；其二，廉署不受干扰而独立工作，确保司法独立；其三，廉署应对行政长官负责，即为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方针负责。
所以，将“道歉”二字上升为“陷廉署于困局”是莫须有罪名，提出“令人奇怪廉署在连串事件中一直噤若寒蝉、绝无表态，给人感觉是已遵随当权者及一众梁振英追随者的意愿靠边站”论调，是恶意离间廉署和特首的宪制性紧密关系，也干预了廉署的司法独立，故应及时戳穿、谴责以正视听！
作者 金 剑
